周浩言这番惊世骇俗的发言震惊了所有的人，市长张宇达脸色铁青，不停的喝着水，但既然市委书记纪江南没有表态，他也就不能说什么。
周浩言继续道：“我们的药品市场就成了跨国公司赚取暴利的场所。我们现在70%是进口药，90%以上的耗材和器械——CT、核磁、彩超、钢板、支架等，全是进口的。这实际上是在抽我们的血呀！医药行业是世界上利润最高的行业，他们又是以最高价格进我国，不是把我们辛辛苦苦挣的一点血汗钱全都赚回去了吗？我一直在讲，我们的医改配套工程应该是药品和设备耗材的国产化。不走这条路，再多的钱投进去都不够。我出国调研发现，我们国家太缺乏宏观治理了。你看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人家是铁哥们，但是在利益上算得非常清楚。比如美国制药公司要在英国卖多少药，英国制药公司就要在美国卖多少。他们每年都谈判，你给我开放多少市场，我就给你开放多少，法国、德国也一样。而我们基本上是裸放，你想来就来，想卖多少就卖多少，没有任何限制。所以才会出现葛兰素史克这种事，拼命贿赂。我们成了他们跑马圈地的地方。有人说，5000多家药企小打小闹，为什么不进行整合？”
周浩言说道这里，顿了一下，看了看大家，继续道：“地方政府首先就要抵制，因为药企是税收的来源。当时我们在设计基本药物制度时，曾经提出定点生产的方案。定点生产自然就能淘汰一批小企业，因为大企业才有能力生产供全国人用的药。但是药企的力量太厉害了，医改方案出来时，定点生产被否了，变成省级招标。在省里招标，地方政府肯定保护当地的企业。”
上次医改，张宇达也是投了赞成票的，所以他的脸色就非常的难看。
周浩言根本不看张宇达，继续道：“所以进口商都是要各个击破的，他们只要搞定医院就行了。背后很多都是有背景的人在运作，我们这么多年怎么呼吁都没人理。已经形成了利益集团。我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利益集团已经很强大，但是我们没有任何防范利益集团的措施。我在无数次会上都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我。这种潜规则的结果是什么？你要为老百姓做事非常非常难，但是你要为利益集团做事很容易，有人会支撑你。为老百姓做事，你博弈的是利益集团，对手十分强大。所以这些年来，基本上做医改的人都是烈士。政府一旦被利益集团俘获，老百姓的利益就没人管了，这是最大的危害。”
这时，会场产生了一些骚动，大家窃窃私语，都说周浩言胆子太大了，什么话都敢讲，这家伙是不是疯了。
周浩言道：“求是网今年月刊登文章《医改要防止颠覆性错误》，指出医疗保险商业化是医改的主要危险之一，会导致医疗费用高涨、公平性下降，带来经济和社会风险。现在政府把大病保险交付商业保险资本掌控，这个情况意味着什么？这又一次说明利益集团的强大和危害。大病保险交付商业保险资本掌控，这件事涉及十几亿国人的利益，就这样不声不响、几乎毫无阻碍地给做实了。其实政府真想解决大病保险问题，完全可以在社保内部想办法，现在却是从社保基金划拨资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这造成两个问题：第一，多一个环节就多了一份成本；第二更甚，由于商业保险机构赚钱至上，只想收取保费而不愿付钱，用社保的钱向保险资本购买大病保险，就是拿人民的钱向其进行利益输送。去年国内的商业保险收到保费约1600亿元，仅报销了约500亿元，保命钱的大头变成了保险公司的利润。”
纪江南低下头，面无表情的喝着茶水，众人都不清楚他的想法，而唐小东坐在一旁，记录着会议内容。
周浩言继续道：“美国的医保主要是靠商业保险，而美国医疗在西方国家中是最昂贵、最低效的。当年希拉里领军医改，发现美国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征收的保费，仅三分之一用于病人报销，三分之二成了保险公司的暴利。美国纪录片《医疗内幕》揭露其医保行业的黑幕，医保资本就是一群只会收钱、见死不救的吸血鬼。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削弱和摒弃商业医疗保险，而我们还在一味学美国。老实说，我国国家治理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过多地学了一些美国的简单动作，以程序正义掩盖实质非正义——只要程序正确，不管结果如何，你都拿我没办法。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政治无赖，会把我们带到沟里去。一盒格列卫在国内卖5000元，是通过什么渠道进口的，为什么价格会翻成这样？既然印度的仿制药这么便宜，我们为什么不从印度进口呢？那是因为印度的药没有通过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批准。至于进口格列卫价格为什么会翻成这样，这是非常揪心的一件事。我跟一些跨国公司谈过，凭什么你们的药在我国卖得那么贵？很多药专利期都过了还卖那么贵？他说我可以降价，但是在国内的营销成本非常高，因为你从来不给我量的优惠。你给我量，我价钱就可以降，但你是一盒一盒买的，所以价就高。”
这时，张宇达的脸色更加的难看了，他曾经和周浩言争吵过几次，甚至都互相骂了娘，每次都是周浩言摔门而去，他总想找个机会搞周浩言一下，但总是抓不到他的把柄。
周浩言道：“你看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9%财政投入这么庞大的费用，但医药费不到10%。我问他们管理部门是怎么控制的？他是以国家为主体全球采购，跟全世界大的跨国企业谈。英国6000万人口，他以量来换价：我6000万人的市场给你，你给我什么价？这实际上也省去了这些药企的流通成本，药企还是赚的，就能接受这个价格。所以英国人用的是最好的药，价格又很低。以量换价，我国这么大的需求量，我们什么价换不来？我们国家谁在算这个账？现在是各省招标，一个省跟跨国公司是谈不下价的。我们0多个省市区，哪怕丢了你这个省他也不会降价，除非是以国家为主去和他谈。我跟英国NHS前总裁谈，他都不能理解。他说，我6000万人的市场跟他们谈，谈成白菜价，你们1亿人可以谈更好的价呀！你们这么好的讨价还价的优势为什么不用？Whynot？过了一会儿又回来问，Why？我感到非常悲哀，我们国家谁在管这个事儿？谁在对老百姓的健康负责？所以我们的治理体系要变，不能光说为人民，要有切实管事的机构。发改委0多个司局，真正涉及社会的只有社会发展司，其他全是经济。但是你看国外的机构设置，民生是大头，经济是小头。比如美国劳工部，十几万人，卫生和人口服务部也是巨大的。”
既然已经讲开了，周浩言就再无顾忌了：“从格列卫仿制药案，我们能得的启示是，国家要对老百姓的医疗卫生负责，远远不是建立医保就完成了，何况我们现在医保水平还很低。需要做一个制度设计，从医疗、医药、医保全方位入手，几方面形成联动，才能为老百姓提供健康保障。现在我们江铃市的人均医保水平已经超过马来西亚了，人均大概是7000元，马来西亚是5000元人民币。但是马来西亚是高水平的免费医疗，我们很多进口药都不报销。为什么花钱多却不如人家做得好？就是没有制度安排，没有宏观把控，太多的钱浪费了。国家治理不能大撒把，以为只要放开就好，甚至不惜裸放。就像一家人过日子，当家长的心里得有数，钱要花在需要的地方。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周事事穷。花钱没算计，一个家必垮无疑。前不久发明的这个词——任性经济学，不无调侃，但发展经济当然不能信马由缰，走到哪是哪。现代经济要有计划、有规矩、有管理，我们的决策者，包括参与政策研究的人，都应该好好想一想，现在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要真下一番功夫去谋划，去管理，现在我们下的功夫远远不够......”
周浩言发言完后，大家居然没有掌声，这也太不寻常了。平常领导讲完话，底下一般是掌声一片，这次，会场上居然鸦雀无声，这还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纪江南这时突然发话了：“就像周市长说的，改革关键就在用人。把思想好能力强的人放在社会建设的重要岗位上，以我们体制的优势和力量，就能搬掉新的四座大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