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师很希望朝堂上的诸臣都相当忠直，但是这一个情况是不可能完全出现的。因为人始终都或多或少有着自己的私心。
就好比是当初若是他并非是“狐假虎威”，凭借始皇帝的旨意来收拢陈平等人的投效，恐怕眼下他也不见得能够这么快就解决掉原本的混乱局面。
再者，在当初被命令为“阿房都尉”的时候，若是张嘉师固执己见，恐怕陈平等人真的会借故离开，这么一来自然也没有他什么事情了。
所以有些时候，人有私心并不害怕，害怕的是人的私心会让一个人连该做的正事都不去做。
……
就以史可法所面对的局面而言，他作为弘光政权在江北一地的督师，仅凭江北到淮水一带的土地根本无法支撑江北四镇的相应消耗。
史可法也很明白这一个情况，所以在当时，史可法多次向南京的弘光政权请求更多而合理的援助。
但是作为弘光政权的实际控制者，马士英以及阮大铖等人根本就没有将史可法的请求放在心上。
史载朱由崧生性弱，耽溺于酒色声妓，政事悉委于马士英、阮大铖。马、阮二人日以卖官鬻爵、报撼私仇为事，导致南明政事萎靡，不断发生内讧。在外以史可法督师江北，设淮、扬、凤、庐四镇，以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为总兵统领，南明出现军阀化的趋势。
马士英曾言：“若辈讲声气耶？虽然，孰予若？予吊张天如，走千里一月，为经纪其后事也，人谁问死天如也？”
他说你们不是讲同气连声吗，你们谁能和我比？我为张溥经营后事，一月奔波千里，那会又有谁和我一样，去这么吊问一个死张溥？尽管张溥是东林巨子、复社创始人，当时东林诸人大多却都急着和周延儒讨论官位，最后一个关系隔了一层的人为他操办后事。
马士英与张溥的关系：原因是阮大铖与张溥交情颇好，崇祯时动用了自己与冯铨的关系，和张溥一起为周延儒复起而奔走，周延儒复出后，阮大铖要求他举荐自己，但周延儒迫于和东林复社一脉有君子协议，不敢起用“逆案”中人，于是和阮大铖协商，最后阮提出起用好友马士英，于是马士英才被起用。
马士英被起用时，尚在戍籍，也就是说他还是个带罪流放者，当时茫然不知这任命是怎么回事，至事后才知此乃阮大铖所为，故对阮感激涕零。而他与张溥的关系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张溥死后，为了替其经营后事而一月奔波千里，在此事上可略见一斑。
他对隔了一层的张溥尚且如此尽心，对一手造就了他今日富贵的阮大铖之举荐恩义，当然无论怎么都必定要报的，所以南明时才会努力使阮大铖复出。
有人言：“士英一庸才，不过大铖之傀儡耳！以为执政，犹沐猴而冠也”，这并非事实。
马士英遍历封疆，对实务颇有才干。虽然不是什么奇才，但在明末士大夫们普遍无能的情况下，还是有相当的手段。
河南永城人刘超，天启年间以征讨安邦彦有功，积官至四川遵义总兵官，坐罪免归，数营复官不得。李自成围开封，刘超请募士冠协击，乃用为保定总兵官，令率兵赴救。超惮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怨杀御史魏景琦等三家，遂据城反。巡抚王汉讨之，被杀。崇祯帝乃命马士英偕太监卢九德、河南总兵官陈永福进讨。
明年四月，围其城，连战，贼屡挫，筑长围困之。刘超在贵州时，与马士英相识，缘旧好乞降。士英佯许之，刘超出见，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既归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潜去其亲信，遂就缚。献俘于朝，磔死。时流寇充斥，士英捍御数有功。
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进北京，朱由检自缢。
南京诸臣仓卒议立新君。马士英内结宦官韩赞周、勋臣刘孔昭，外约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成立了第一个南明政权，即弘光朝。大抵为各党之救国联合政府、统一战线。但以马士英、阮大铖等操实权。
马士英任东阁大学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督凤阳等处军务。
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挺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
史可法偷偷约见马士英，在浦口与之密谈。
而马士英也有心要立个大功，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秘密商定出一个两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弃福王和潞王，拥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于到达浦口的第二天，写信回南京，提出了拥立桂王，同时由潞王仿照古兵马元帅之制暂时统率兵马的方案。
而盘踞在南京的东林势力，其实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继位，无论选谁都是不会有意见的，所以他们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礼部就马上准备了各种仪仗，打算出发去广西接桂王到南京继位。
史可法当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他在与姜曰广私下商议拥立人选时，先曾对“拥潞”一事表态道：“此兵端也！”同时也表明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哪怕就是拥立福王继位，亦无足为患。
可惜的是，这位握有拥立大权的残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大人，在关系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有些让人嗟叹。
在他以上言论泄露之后，“拥潞”诸人气势汹汹，舆论大哗，史可法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据理力争，坦言福王伦序当立、“拥潞”或将开肇兵端，也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站出来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以打消众人对“拥嫡”的疑惧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于“引避不言矣”，最后竟搞出了一个试图两不得罪，不伦不类的“拥桂”方案。
这个“拥桂”方案，一不合伦序纲常，放着崇祯帝的亲堂兄弟不立，却去立崇祯帝的叔叔，虽然大家都是万历皇帝所出，但这样做置天启、崇祯二帝于何地？置福王于何地？驱之亦或杀之焉？因此其本质和“拥潞”并无太大的区别。
二是极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拥潞”都不如。潞王朱常好歹和福王一样，都近在淮安，几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广西，一个来回几个月总是要的，到时候只怕这位桂王还没到南京，大顺军或清军早已兵临城下了。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见识和政治手段上看，虽然有所认识，但优柔寡断顾虑重重，并无一个卓越政治家的决断和魄力，不敢快刀斩乱麻安定局势，以至后来不得不出京避祸，空自丧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时机；在确立国君的问题上，一遇阻力和反对，并无仗义执言之勇气，只求不得罪各方势力。这比之他老师左光斗，还是有些许差距的。
在凤阳“拥嫡”成为定局后，马士英率军五万，拥着福王朱由崧浩浩荡荡直奔仪真，福王在那里捎上史可法后往南京而去，马士英则率大军驻扎不动。
马士英起用阮大铖后，与东林党人和依附东林的前齐党高弘图等多有争执。弘光元年春，建州伪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五月初，南京陷落，弘光朝廷灭亡。
马士英南走浙江杭州、绍兴等地，最后入太湖投长兴伯吴日生军中继续抗贼，斗争失败后被建州军于太湖擒杀。一说马士英遁逃台州后，入四明山削发为僧，清兵剥其皮，实之以草，极为惨烈，却被东林称为“马瑶草生怀瑶死怀草”。
在南京城破后，清军统帅多铎和宁死不降的弘光朝礼部主事黄端伯之间的一段对话颇能反映马士英的气节。黄端伯听说赵之龙、钱谦益等人献门率众投降，在城门大书数字“大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不降”因而被抓捕。在审问中：
多铎拍案叱喝：“你认为弘光帝是何种人物，想为他一死？”
黄端伯朗言：“皇帝圣明！”
多铎问：“马士英，又怎样呢？”
黄端伯：“马士英，忠臣也！”
多铎又可气又可笑，问：“马士英乃大奸臣，何得为忠？”
黄端伯说：“马士英不降，拥送太后入浙江，当然是忠臣。”他指着已经剃发易服的赵之龙等人说：“这些人才是不忠不孝之人。”
弘光元年五月，南京失守，福王逃逸，礼部尚书钱谦益等百官皆迎降，只有黄端伯在其寓所能仁寺傍门不降。
清豫亲王多铎大怒，将其关押在江宁。在狱中，他谈笑如常，并作《明夷录》言：“丹心倾汉室，碧血吐秦廷”以明其志。
六月十四日，清政府下令剃发，他指颈说：“我宁剃头不剃发”。八月十三日，多铎再劝端伯降，并威胁说：“不降则戳！”黄端伯誓死不降，多铎命杀之。黄端伯整肃冠履，昂首引颈受刃。
刽子手心惊目眩，不敢举刀，黄端伯厉声说：“何不刺我心！”
临刑前，端伯面北遥拜，颜色不少变，观者万余，焚香拜泣，连多铎也叹称“南来硬汉仅见此人”。
端伯死後，清军将其敛尸入棺，并将其灵柩叠至家乡新城，葬於忠孝桥侧。
明鲁王以海在绍兴监国时，赠黄端伯太常寺卿，谥忠节。明唐王聿健隆武年间亦封其为礼部尚书，谥忠毅。清乾隆时赐谥烈愍。
……
清兵入关前后，复社成员有所分化。周钟参加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为李起草登基诏书，而多数人成为江南抗清力量的骨干。在南京的复社士子不满于阮大铖招摇过市，贪赃误国，曾联名写出《留都防乱公揭》，公布阮大铖的罪状，迫使他“潜迹南门之牛首，不敢入城”。
后马士英、阮大铖拥立福王，把持朝政，对复社成员进行了报复迫害。清兵南下时，复社不少成员仍坚持武装斗争，陈子龙、夏允彝在松江起兵，黄淳耀、侯歧曾领导嘉定军民的抗清斗争，失败后都不屈而死。
明亡以后，一些著名的复社成员又遁迹山林，顾炎武、黄宗羲等总结明亡教训，专心著述，杨廷枢，方以智、陈贞慧等则削发为僧，隐居不出。这些行动，是与复社提倡气节，重视操守的主张相一致的。
也有少数人如吴伟业、侯方域等入仕清朝。
而复社当中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做夏允彝，但是他在历史上并不算太有名气，但是他的儿子却是史书当中的少年英雄夏完淳。
永历元年春，明鲁王赐谥夏允彝为“文忠”公，并遥授完淳为中书舍人。完淳写谢表，连同抗清复明志士数十人名册，交与专在海上往来通信联系的秀才谢尧文，使赴舟山呈与鲁王。谢在阙候船，被清兵拿获，解送提督吴胜兆处系狱。后吴胜兆反清事败，清当局得完淳所书谢表等，于是南京总督军务洪承畴，秉承满清摄政王意旨，按名册严缉夏完淳等，务要一网打尽。
完淳避在嘉善岳父家中，曾秘密西行受阻，返回松江，决定渡海至鲁王处，再图大举。不幸于六月底被清当局侦获逮捕，取水道解往南京受审。船过细林山，想起老师陈子龙，作《细林夜哭》诗，以表哀悼。船过吴江，又作《吴江夜哭》诗，以悼念吴易。
押至南京，洪承畴亲自讯问并劝降，说：“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误堕贼中耳！归顺当不失官。”完淳挺立不跪，佯为不知审讯大员就是汉奸洪承畴，高声答道：“我闻亨九先生本朝人杰，松山、杏山之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吾常慕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
当左右差役告诉他堂上“大人”就是洪承畴时，完淳更声色俱厉地说：“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闻之，曾经御祭七坛，天子亲临，泪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逆徒，敢伪托其名，以污忠魄！”
洪承畴色沮气夺，无辞以对。
时钱亦被捕，意志沮丧。完淳在旁勉励说：“今与公慷慨问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哉！”使钱得全晚节。在狱中谈笑自若。自被捕至狱中写下得诗，名《南冠草》，都是慨世、伤时、怀友和悼念死者之作，慷慨悲凉，传诵千古。
继其父所作之政论集《续幸存录》，分析南明弘光王朝败亡的原因，识见超卓。如谓“南都之政，幅员愈小，则官愈大；郡县愈少，则官愈大；财赋愈贫，则官愈富。斯之谓三反。三反之政，乌乎不亡？”故郭沫若惊叹：“完淳不仅为一诗人，而实为备良史之才者也。”
九月十九日，夏完淳就义于南京西市，所谓罪名归纳为“通海寇为外援，结湖泖为内应，秘具条陈奏疏，列荐文武官衔”。
临刑时，他立而不跪，神色不变，刽子手战战兢兢，不敢正视，过了很久，才持刀从喉间断之而绝。钱等三十余人一同在南京就义。夏完淳死后，由友人杜登春、沈羽霄收殓遗体，归葬于松江昆冈乡荡湾村夏允彝墓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