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日两国大兵压境，大有眼看就要在朝鲜国土上开战之势。
巨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之下，“东学党之乱”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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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6月1日，前两批清军在牙山扎住脚，立即展开工作。
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叶志超委派聂土成为前敌营务处，负责剿办事宜，自己坐阵牙山指挥筹划。
聂军并没有直接对起义军发动攻击，而是打起了“政治攻心”仗。
聂士成只是派出一百多人，随带翻译，持告示前往全州招抚义军，以期兵不血刃、消弭战端。
一，晓谕起义军解散。告知起义军和百姓，“尔国王发电告急，我中朝爱恤属国，不忍坐视不救，奉谕钦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统领率带马步枪炮大队前来助剿。”说明来意之后，就宣明政策，承诺“特念尔等本属良善……大兵到日，尔等能悔罪投诚，洗心革面，均予免杀”。[聂士成《东征日记》]
二，安抚民众。“谕示商民各安其业，毋得惊恐”。
三，申明军纪。公开向朝鲜民众申明，清军“奉宪檄饬，防营远征，保护藩属，护卫商民，自行军旅，纪律严明。今入朝鲜，军令重申，购买物件，照给钱文。如有骚扰，或犯别情，军法从事，决不稍轻。”
清军的策略，既宣示天朝兵威，又体谅民众，设身处地、入情入理，还能着眼保全民众生命，不妄加杀害。恩威并重之下，确实高于一般的武力清剿。
孙子曰：夫战，攻心为上。
孟子又曰：仁者无敌。
聂士成虽然挟着威严，但在举起屠刀之前，选择了“说服教育”，确是以仁厚对待朝鲜义军和民众，有将者的智谋和仁心。
事实证明，一人不杀，也能达到目的。
这与后来日军占据朝鲜，对重新拿起武器、抗击日寇的东学党人大举进攻、大肆搜捕、大加杀戮，唯恐除之不尽的凶相，实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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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出兵之时，北洋舰队派往朝鲜的警戒分队，赫然发现日本运兵船络绎而至，“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也先进进泊仁川海面，还明目张胆派遣出汽艇在牙山湾进行探测。
清军据此判断，日军“居心叵测”。
警号已经出现，李鸿章却要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对日本采取隐忍的态度，委屈求全：“日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切毋惊扰。迭阻不听，即听之。速设法除全匪；全复，华兵去，日自息。如有要挟，仍可坚持不许。”[《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
李鸿章竟将日本的派兵看作是“和中国争体面”，显示与大清有同等的待遇，为的是一个“虚名”，确实有些掉以轻心了。
他已经被先入为主的错误认识困住了，包括解决问题的思路。
当然，一个统帅，考虑更多的还是策略问题。所以，他还在与朝鲜国王统一思想，协调步骤，以在行动上取得一致：尽快平息东学党起义，恢复全州的局势，然后中国撤军，日本人除了撤回，也没什么咒可念了。
“消除乱源、釜底抽薪”，是绝佳的的获胜之道，屡试不爽。
理论上是这样。
但日本能听李鸿章指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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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月10日起，朝鲜朝廷行动起来，主动改变态度，向农民军妥协和让步，命全罗监司（全罗道长官）金鹤镇与农民军谈判。
政府愉快接受了农民军的全部1项要求，包括停止迫害起义者和东学教徒、查明并严惩贪官污吏的罪行、严惩横暴富豪、改善七种贱民待遇等，痛痛快快地全部答应，还煞有介事地邀请东学党人一道参与、合力维持社会秩序。
看来农民军就是农民，特别容易满足。一旦变“剿”为“抚”，对抗局面便逐渐缓和。
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大火，终于平息下来。
双方握手言和，达成《全州和议》，签订和平协定。
农民军主动退出全州，解散返回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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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这是朝鲜官府和义军的有效沟通、互谅互让，当然，也是清日两大军“共同努力”的结果。
准确说，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尽管日本人的兵马，离起义军还有一段距离，也并没有马上朝自己进攻的迹象。
这一点，也许连日本人开始都没有想到。
扶持着东学党的日本人大概也不会往那上边想。
所以，我们有种种理由肯定，东学党的退让，是一个深明民族大义的行动。
虽然是政府首先妥协、让步，而且农民军所要求的改善自身地位、待遇，分地、减税，并实施一些政治改良措施等诉求，至少从纸面上，也都得到了承诺，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但能够让屡屡上当的农民军兄弟冒再受一次骗的风险，恐怕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在“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时候，让他们停下脚步，那他们的意志也太弱了，与他们那个纲领差距也太明显了。
显然，突然撤旗，只能有一个原理来合理解释：当外部矛盾上升时，内部矛盾就不再是主要矛盾。就凭这一点，东学党就不简单，比什么事大党、亲日派独立党要明白事理。
农民军兄弟接受谈判，一定程度上是看清了，自己搞起来的这场内乱，成了外部势力——清军也好，日军也好——侵入的缘由。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大清和日本纷纷进军朝鲜，战争阴云密布，受害的不光是朝鲜王朝，还有朝鲜百姓。
东学党还不想在这个时候坚持闹事，沦为民族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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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出兵的理由已经烟消云散了。请的也好，不请自来的也好，大家各回自家吧。
不管怎样，朝鲜政府终于可以大起胆子，向清日两国提出了退兵的要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