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院儿最热闹的时候，紧南头的空场上忽然盖起了三间平房，紧接着住进了人家。由于他家把后门，平时并不往我们这边来，只有男主人上下班时才来回走过。
这位叔叔不善言词，只顾低头走路，要是碰到谁就和气地点头微笑。
有一次我的钢笔坏了，去了街面上的修理部，结果在那间阴暗潮湿、半地下的屋子里看到了他。
叔叔为我换了个新笔胆，说不收钱了。我紧张地说：那不行，爸妈会说我的。叔叔这才微笑着收了成本价。
得知叔叔在这里上班，我不免有些替他担心。因为他们的业务量不大，收费又不高，靠此来养活家里的大人和几个孩子恐怕比较困难。
后来，家里只要出现坏钢笔我就赶紧拿去修理，并且坚持按照标价付费。
然而那间简陋的小屋子还是在行业竞争里率先关了门。
真不知失业后的叔叔如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现在，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早已习惯了使用一次性碳素笔，但每次面对大把空笔杆时还会犯愁：扔了吧怪可惜的，可是配上笔芯不是出水不畅就是洇湿一片，只好先放着再说。
住在西厢房的张姥姥是大院里最先去世的。
张姥姥虽说瘦弱，但一直挺精神，每天要看孙子、孙女，给闺女做饭，还经常放大嗓门指导我们做事。她是和我保姆大妈一样的爽快人，让我们帮忙干活不讲客气，给我们生产队里分的东西也很大方。休息时，她对我们总是很和蔼，特别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常聚在她家的瓜秧下面，听她讲故事，还按她所说的，掐下一朵窝瓜花拿在手中，用来吸引采蜜的大蛾子，看那长长的吸管在眼前又戳又卷的真好玩儿。
后来连续有两、三天，张姥姥都没出门，听说是病了。
我们期盼姥姥尽快好起来。
忽然听到月姨嚎啕大哭，才知道姥姥再也站立不起来了。
没有了张姥姥的中院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就算再做什么事我们的音量也都放低了。
二门外空着的猪圈墙头上，长着一溜旺盛的小花。红花梗、绿花叶都是一样的，但开出的花却是五颜六色，有的甚至在一朵上就有不同颜色的花瓣。
那是南面东厢房的老两口种的。
这老两口有些来历，据说是以前窑子里出来的，平时没有任何收入，被街道评为五保户，每月每人发给十元钱生活费。
在我们眼里，他们是慈祥的大伯、大妈。
大伯特别和善，每天早晨背个粪筐出去捡粪，攒多了卖个零花钱，白天就在后院或打扫卫生或做些家务。他很少往前院去。见我们过来过去的也不吭声，听到叫他“大伯”就嘿嘿笑两声点点头，很少主动说话。
那大妈性格比较爽快，喜欢和我们聊天。有时，她会约我和姐姐一起去找辗子磨面。
我们找到辗房，先把一家的粮食均匀洒到磨盘上，再由两人推动大石头滚子一圈圈转，另一人则一手翻粮食、一手用笤帚把跑到外面的散粮扫回来。
两家的面都磨好后，我们有说有笑地回来。
大妈比我和姐姐有力气，我们也觉得她的体力还不错。
后来我们才知道，她有很顽固的头痛病，吃不好、睡不着，特别痛苦。
实在受不了时，她就叫我们到药店去买止痛片。
那时买这类药很受限制，一个人一次只能买到一片，所以大妈叫每个孩子都去排队。
那一阵儿，大妈让头痛折磨得愁眉苦脸，只有在收到药片时才会舒展一下。
有一天上午，大伯出门拾粪回来，怎么也推不开房门，急忙叫隔壁的过来帮忙。
两人用力把房门推开，发现大妈已经头朝下淹死在水缸里！
没过多久，大伯整个上午都没有出门。隔壁的另一位大伯敲窗没有反应，觉得不对劲儿，便把房门端开走了进去，见躺在炕上的大伯已经没了呼吸。
老两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
剩下北面东厢房里的五保户大伯孤单一人，很没意思，便申请了养老院。
一次，这位大伯精神焕发地来我家串门，说养老院真不错，但他还是挺想这个大院的，以后还要常来走走。
搬出西花园后，我特能理解他这种心情。
我也总想回去看看。只是前些年房地产热的时候，有房地产商来开发，迁出了一些人家，部分房子被折毁。但随着拆迁不顺利以及房地产业的不景气，再也没有进展。
如今好多地方建得都像花园一样，而早年的西花园却是好景不在，不知何时才能重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