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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零三十六章代朕出征

“辽东之卒不可轻动。”杨嗣昌一本正经的道:

“那辽东皇太极定然是许诺了贺今朝什么东西,才会促使他加快称王的脚步。

辽东战事再拖下去,最该拖不住的便是皇太极。”

“难不成我大明就能拖下去吗?”

陈新甲针锋相对的喝问。

即使杨嗣昌是皇帝的宠臣,他也不在乎了。

其实除了激进派以及逃跑派之外,大多数廷臣都觉得这两方人马过于激进。

不过是新旧兵部尚书之间的争端。

当年贺今朝即使横扫三晋,朝廷主官部门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他们竟然以为是小股叛军骚乱,相应自愚,相率自安。

内阁票拟谕旨的时候则是写着用心堵截,以匹马不入为功。

现在贺今朝才称秦王,算个屁的紧急之事?

关外的鞑子都能称帝了!

况且这些年来,那些反贼可没少称王,连什么扫地王都有。

真是徒徒让本官笑话。

崇祯手底下的人分为激进派、投降派,以及中间大批的摆烂派。

尤其是以陈演为首的内阁成员,皆是无所谋划,以受贿闻名。

这些人在大明官场才是大多数。

故而他们对于大明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依然的麻木不仁。

毕竟连锤匪在京师的门面担当,孙传庭还花钱与他们结交。

贺今朝将来若是想要治理天下,自是用得着他们。

这是一部分官员浅显的想法,不要以为他们通过八股文考上进士之后,能有什么更好的智谋!

而京师内的有些官员,则是在打着另一个主意。

那就是贺今朝实力日益强横,他们今后还有更多的路能走。

凭借他们的才高八斗、口若悬河之才。

贺今朝这个秦王将来入主京师,定然会爱惜他们这种不世出的才能。

那便又是一种飞黄腾踏。

县长是哪个他们不在乎,只要自己能当县长夫人就好。

所以大明摆烂的官员一种是无意识的,一种是有意识的想要为长久的打算。

他们都是准备效忠新朝的!

所以一旦崇祯出现什么政策,自是极力阻挠。

他们自认为也算是为“锤匪顺利接管大明天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就是不晓得贺今朝将来能不能认他们“做出的功劳来。”

贺今朝也晓得孙传庭在京师加大力度腐化大明官员。

所以更加耐下性子在山陕汉中四川等地培养大批量的吏员,以免将来再被这群蛀虫抓到机会。

周延儒又重新审视了许鼎臣送来的奏疏,贺今朝在太原称王,改年号为大锤,正式表明他取而代之的勃勃雄心。

周延儒捏着奏疏的手都有些颤抖。

作为重新启用的内阁首辅,他心中明白大明如今到了什么地步。

京师外围重镇大同、宣府根本就不是锤匪的对手,很可能会一触即溃。

自从嘉靖年间以来拖欠军饷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大明储存有限,专务节省,惜小误大。

就连卢象升在宣大屯田的土地,如今也归了别人,而不是被用于抵御锤匪积粮作用。

去年宣大斗米卖到二钱五分(银),士卒月粮每石给银七钱,仅仅可以买米二斗八升,却缺支数月。

以至于军士嗷嗷待哺,身无完衣,腹无饱食,马无草料,器械等物均坏。

先前卢象升所做之事功亏一篑。

大批士卒纷纷逃亡锤匪,祈求收留能够给一口吃的。

当初大明与锤匪之间相互议和,陈新甲特意加了一条逃亡人需要互还。

但锤匪仿佛忘了这一条。

而陈新甲忙于和朝臣、皇帝、洪承畴拉扯,根本就没时间顾及。

底下的官员更是没胆子前去讨要。

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大明东拼西凑给身在辽东的洪承畴支援,自然会短缺了其余各处。

从大同到蓟镇的大明士卒过的是什么日子?

就是给一升口粮还要掺糠秕沙子。

冬天也没什么衣服穿,又冻又饿。

谁还给大明守边效力啊?

周延儒知道情况所在,现在他对于贺今朝称王非常惧怕。

他再看看眼前的皇帝,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

据说他已经几天“愤惫不食”。

此时,崇祯当着大臣的面哀叹:

“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得天下,

到了现在全都要失去了,朕将来有何面目去地下见列祖列宗?

朕愿意亲自督师同锤匪决一死战,即使是战死沙场也没有什么遗憾,但朕就是死不暝目!”

“臣等死罪!”

众多臣子急忙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杨嗣昌也长叹一口气,皇帝的心弦已经要断了。

以前谁要说大明要完,他指定极为激动的驳斥。

现在竟然自己说出来了,足以见得崇祯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好不容易在辽东看到了曙光,结果贺今朝硬生生的来插一脚,非得踩碎了皇帝心中美好的憧憬。

可崇祯的命令,不知道踩碎了多少人的憧憬。

现在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朱由检才知道后悔?

就如同罪犯一样后悔的不是他做了错事,而是后悔被抓住了。

崇祯说罢,痛哭流涕,忿忿地责问:

“贼势如此,无人承任,府库殚竭,将如之何?

卿等能否为朕分优?”

毕竟你们都说臣有罪,那你们指定有罪!

内阁首辅周延儒赶忙抢先表态:

“陛下,锤匪若是来袭,臣愿意代帝出征。”

朱由检不假思索地道:“南人不可用!”

予以回绝。

在他心中,此时更加相信北人,尤其是从锤匪那里逃回来的官员。

尽管他们在领兵打仗也颇为废物,比如丁启睿、傅宗龙、邵捷春等人。

谁知道崇祯给出这个理由,内阁大臣有不少都是南人。

内阁次辅等人都请求代帝出征,崇祯一概不同意。

作为山西人的李建泰顿首启奏:“主优如此,臣不敢不尽力。

臣乃晋人,颇知贼中事。

愿以家财左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臣请提兵西行。”

崇祯本来就有意这位山西阁臣代他出征,一听此话大喜过望:

“卿若行,朕当彷占推毂礼,亲钱之郊,不敢轻也。“

李建泰何许人也?

他是山西曲沃县人。

天启五年进上,风骨峭拔性情康慨而素负重名的他,因为家乡遭祸,愿以家资左军,有意出征,常与同官谈及此事。

这种话自是传到崇祯的耳中。

现在听他说出来,崇祯当然求之不得。

因为李建泰是山西人,为了捍卫自己家乡定会殊死拼搏。

何况此人是山西巨富,车饷不必担心,真是两全其美。

然而时至今日,无论何人代帝出征已经无济于事。

连日来大同的情况愈来愈不妙,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更不用说收复山西了。

数年以前锤匪实力并不猖狂,山西城防有残坏城邑,墙垣多矮薄,居民寡落,储备空虚,苦于力不能支。

至于巨郡大邑,高城深池,人烟密集之地,尽可与贼相持。

但是贺今朝却是在山西随攻随破、不攻自破的情况时常发生,让朝廷认为是大明惨状。

士绅辜负朝廷三百年作养之恩,甘心为贼运筹。

惶惑无知百姓,开城款迎者兵不血刃,凭城拒守者尽数屠戮。

因此贼尚未薄城下,辄有二三奸徒倡说远迎。

不忠惧死守城县令以及苟且偷生的士绅,往往相率出城,望风伏迎。

吏部也如实向皇帝报告山西动向:“秦寇窥渡,三晋披靡,贼骑未到,城池已空,伪檄方传,而人心胥乱。”

就是整个山西都落入敌手,再派人前去有什么用?

即使如此,崇祯还是对李建泰寄予厚望。

他打算亲自到彰武门外为李建泰举行郊饯之礼,由于李建泰不敢领受,借口此国朝未有之礼”,坚决辞谢。

崇祯只得命礼部另议。

隆重的礼仪如期举行。

驸马都尉厅韦代帝以特牲告太庙。

崇祯来到大殿遣将礼,当场手书“代朕亲征”四个大字,并赏赐李建泰龙节与尚方剑。

然后朱由检乘驾前往正阳门城楼,亲自主持由光禄寺操办的饯行宴会。

一路上官军旗幡从午门外一真排列到正阳门外,金鼓阵阵,旌旗招展,透出一派威武而热烈的遣将出征的气氛。

奉命前来侍坐的文臣坐在东面九桌,武臣坐在西摆九桌,正中一桌是皇帝御席,合起来正好是十九桌。

像是提前吃席一般!

朱由检所用金台爵镶嵌大宝石,是历代举行重大典礼时偶尔动用的重器,大臣们一概使用金杯。

只听得鸿胪寺官员赞礼,乐声响起,崇祯亲自向李建泰递酒三杯道:“先生此去如朕亲行”。

想了想又嘱咐道:“卿即朕,朕即卿,朕与卿无两身,凡事以便宜行,先斩后奏皇权特许!”

待李建泰饮完三杯后,崇祯又把自己手书的“代朕亲征”敕谕盖上印章,赏赐给李建泰。

李建泰捧过敕渝,赶忙拜谢,崇祯把他扶起。

太监为他戴上红簪金花,披上宫锦。

在一片鼓乐声中,李建泰离开正阳门城楼。

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在皇上亲自调派的一千五百名京营兵护送下,离开京师,向涿州进发。

随行的有作为监军的兵部主事凌炯、总兵郭中杰以及主管火攻水利的西洋人。

进士程源送李建泰至真定寺,对他进言:“相公此行当兼程抵雁门关,联合山西巡抚许鼎臣收拾人心,为固守计,以蔽神京。”

程源还对凌炯草拟了平阳、太原攻略,以及三晋、三关的具体建议,凌炯颇以为然。

反攻山西大业指日可待!

程源建议李建泰日夜兼程赶往雁门关,确是当务之急。

雁门关一日陷落,大势已去,再难以挽回。

然而李建泰拘泥于古代兵法,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

毕竟咱老李也是看过兵书的!

他也想要联系到自己的家人,把埋藏的银两拿出来一些,招募士卒。

但是按照他这种速度,等贺今朝率领锤匪攻占湖广,他都不一定能赶得到雁门关,更如何救得了山西!

当李建泰率军抵达涿州时,护卫的京营兵大多逃回。

“打锤匪,爱谁去谁去,爷他妈的不伺候了!”

这趟不仅没有油水可捞,还得把小命全都给送进去。

京营这帮人可深知自己是几斤几两,绝对打不过锤匪。

更不用说只带一千五百人就想着去收复山西?

想都他妈的不用想!

再不跑就没机会。

代朕亲征以及尚方宝剑屁用没有,毫无权威了。

而崇祯也多是为了试探贺今朝是否要出兵,所以就指定山西人回乡号召领兵。

就在这时,云南道御史卫祯固向朝廷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搜罗废将,联络三边”,中策是“恢复潼关,收拾河南”,下策是“分信守河,静以观变”。

他特别强调:“辅臣李建泰督师,是代我皇帝出征,举动系天下安危,事事须费详酌。

居然堂而皇之地坐身南下,难道不怕流寇窥我虚实?

且一兵一饷专倚本地,何以居重驭轻?

当事者应该呕心沥血筹措实兵实饷,切勿以为推毅有重臣,便可袖手旁观了。”

应该说他的头脑比较清醒,但对于军事形势的判断与朝廷决策者并无二致。

都把防守重点放在京师南翼——太行山一线。

几乎都忽视了京师的北翼——宣府大同一线,以为宣大有重兵扼守可以确保无虞。

崇祯也是这样考虑的,他命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就是南下保定,真实地流露了“朝廷之忧”在保定而不在宣大。

即使保定不支,还可调宣大兵之半援助畿辅。

这种判断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即使李建泰出征迅速,充其量只能阻挡贺今朝率领的偏师,而他一旦进攻京师率领的主力恰恰是从宣大一线直逼京师的。

再加上他们以为的宣大的重兵根本没有!

何况李建泰出征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政治姿态,只带了一千五百禁军出发,兵员与粮饷的补给都要就地解决。

在如此紧张形势下,岂只是画饼充饥!

更何况贺今朝此行是往湖广方向进兵,根本就没想着一鼓作气打下京师。

还打算让明清之间相互消耗呢。

朝廷连锤匪最基础的形势判断都无法做好,那所有的应对都是个几把!

事实正是如此。

李建泰一出京师,立即陷人步履维艰的境地,地方长官都害怕他来征兵索饷,拒绝他进城,弄得堂堂督师辅臣威信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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