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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一整天辗转来到西北。

到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戈壁滩上的风吹得人睁不开眼。

导师没让我立刻投入工作，只拍拍我的肩说：

“先去睡觉，睡饱了再说。”

那是我一个星期来睡得最沉的一次。

没有噩梦，没有惊醒，醒来的时候阳光正从窗缝里漏进来，照在枕头上。

研究所的日子比想象中忙，也简单。

导师给我指了工位，分了一个不算急的项目让我先上手。

同事们各忙各的，没人打听我从哪里来，没人问我以前是干什么的。

吃饭有人督促，锻炼也有人拉着一块儿。

最开始我跑两圈就喘，后来能跟着跑完五公里。

就算忙得昏天暗地，身体反而一天天好起来。

只是偶尔想到那个从身体流走的孩子，忍不住潸然泪下。

一个月后的某个晚上，我在办公室赶数据。

灯突然全灭了，紧接着角落亮起一小簇烛光，然后越来越多。

同事们端着蛋糕走出来，有人带头唱起生日歌，调子跑得不成样子。

导师把蛋糕推到我面前，笑眯眯地说：

“许愿之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妈妈恢复意识了。”

我没忍住，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赶到医院的时候，妈妈靠在床头，看见我进来，她伸出没扎针的那只手，摸了摸我的脸。

她断断续续地还原了那天的经过。

白薇薇怎么说的那些难听话，她怎么追上去想拦住白薇薇不让走，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握着她的手，没有提谅解书的事，也没有提沈嘉树。

只说了一句：

“妈，我已经决定离婚了。以后跟着导师继续深造。”

妈妈看着我，眼眶慢慢红了：

“只要你幸福，什么都可以。”

我低下头，把脸贴在她温热的掌心里，闭着眼嗯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