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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的时候天还没亮，出站口的风很大。

我攥着口袋里仅剩的两百零三块钱，跟着稀稀拉拉的人群走出车站。

广场上亮着昏黄的灯，有人裹着报纸睡在长椅上，有人在出站口拉客，问我住不住店。

我摇了摇头，掏出手机搜了一下附近最便宜的青旅。

三十五块钱一晚，六人间。

我沿着导航走了四十分钟，在一栋老居民楼的二楼找到了那家青旅。

前台是个睡眼惺忪的姑娘，看了我一眼，没多问，递给我一把钥匙。

“下铺，靠窗。”

房间很小，六张床挤在一起，空气里有股潮湿的霉味。

另外五张床都空着，大概这个季节没什么人来。我把行李箱放在脚边，把骨灰盒轻轻摆在枕边。

躺下来的时候，天花板上有块水渍，形状像一片叶子。

我盯着那片水渍，忽然轻声开口。

“奶奶，我们到北京了。”

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后面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

过了很久，一滴泪从眼角滑下来，淌过太阳穴，没进枕巾里。

我抬起手，习惯性地等着那双粗糙的手覆上来，替我抹掉眼泪。

等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

枕边只有那个方方正正的骨灰盒，冰凉，沉默。

我把手缩回来，蜷进被子里，把脸埋进枕头。

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替我抹眼泪了。

第二天一早，我找了个包吃包住的工作，是家咖啡店。

老板姓林，她让我叫她林姐。

咖啡店是她自己开的，开了三年，生意不算火爆但也一直有回头客。

店里本来还有一个小姑娘，上个月回老家结婚去了，她一个人忙不过来。

“宿舍在楼上。”

林姐带我走到店后面，推开一扇小门，里面是窄窄的楼梯。

“二楼是仓库和休息间，三楼有两间卧室，你住靠左那间。”

我跟着她上楼，推开那扇门的时候愣了一下。

房间不大，但很干净。两张单人床分别靠墙摆着，中间隔着一个小小的床头柜。

白色的床单被套，叠得整整齐齐，窗户朝南，午后的阳光透进来，照在地板上，暖融融的一片。

比家里的杂物间要大很多。

我把行李箱拖进来，在床边站了一会儿，忽然觉得眼眶有点酸。

“床单被套都是新换的，”

林姐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你先收拾收拾，不着急，收拾好了下来吃饭。”

我点点头，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团棉花，说不出话。

我把行李箱打开，把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放进柜子里。

然后我拿出那只骨灰盒，用干净的毛巾擦了擦，放在床头柜上，正对着窗户。

阳光照在上面，木质的盒子微微泛着温润的光。

“奶奶，”

我轻声说，“我们以后就住这儿了。”

风从窗户外面吹进来，窗帘轻轻晃了一下。

我把东西都归置好，下楼去。

林姐在吧台后面煮了两碗面，一碗搁在吧台上，一碗自己端着，冲我努努嘴。

“吃吧，吃完我跟你讲讲店里的事儿。”

我坐在高脚凳上，低头吃面。面条很劲道，汤里卧了一个荷包蛋，几片青菜，还有几块切得薄薄的牛肉。

“店里的事不复杂，”

林姐一边吃一边说，“早上八点开门，晚上十点关门，中间轮休。咖啡机你等会儿学，收银系统也很简单，烘焙的话有个供应商每天早晨送过来……”

我一边吃一边点头，把她说的每一条都记在心里。

那天晚上我在店里待到关门，帮林姐收拾完桌椅、洗好杯子、拖完地，才上楼。

躺在床上的时候，身体累得像散了架，但心里很踏实。

我偏过头，看着床头柜上那个骨灰盒。

“奶奶，我今天学会做咖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