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 做一只搏击长空的鹰
年轻时宋庆龄曾在欧洲各国流浪，受到过许多国际友人的支援。如今在中国，这些人却纷纷被打成“特务”、“间谍”，或被批斗，或被送进“牛棚”。当宋庆龄听说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准备离开时，她的眼前立刻浮现起当年他护送自己离开被攻陷的上海的情景。宋庆龄顾不上思考自己的安危，立刻动笔写了一封证明信：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革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了很好的职业。
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捕gongchandang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gongchandang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前，他支持我们的文化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1969年8月31日”
写好以后，宋庆龄让两个秘书亲自送给路易·艾黎，并护送艾黎一段路程，她的心里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份证明实事求是，非常有针对性和权威性，的确使艾黎摆脱了危境，正像艾黎说的，这份证明书，“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使他成了少数几个当时没有身陷囹圄的国际朋友之一。
孙中山的中山陵保住了，但是还有许多追随过孙中山的革命老将处境堪忧。宋庆龄尽最大的力量保护他们。
叶恭绰原为前清重臣，但他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孙中山被袁世凯委派为“全国铁路督办”时，担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曾积极协助孙中山筹划设立全国铁路总公司，规划修建全国铁道网。1922年叶恭绰被迫辞去北洋zhengfu交通总长职务后，孙中山以叶从事交通建筑多年，是难得的建国人才，故于1923年，聘叶为大元帅府的财政部部长和建设部部长。孙中山去世以后，叶在中山陵旁边修了一座“仰止亭”，表达他对孙中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敬仰之情。
在“文化大革命”中，叶被扣上“封建余孽”、“袁世凯和蒋介石的干将”的帽子，处境困难。宋庆龄知道后，立刻派秘书到北京东四灯草胡同30号给叶家送去200元钱，作为对孙中山部属的抚慰。叶恭绰深受感动，老泪纵横地说：“孙夫人的心意我领了，但钱我不能收，因为孙夫人也是靠工资收入的。但是我有一个冒昧的请求，孙中山先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行动者，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是一个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人，我追随孙先生多年，希望死后能埋在仰止亭，在九泉之下也能见到孙先生，这个请求请转告孙夫人。”后来宋庆龄给叶回信，同意他的请求。1968年叶病逝后，他的骨灰被运到仰止亭埋葬，实现了他生前的夙愿。
宋庆龄十分关心儿童戏剧，曾经督促中国福利会建成上海儿童艺术剧院。在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被无端撤销，接着“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又向上海儿童艺术剧院开刀，在“砸烂儿艺”、“合并儿艺”的叫嚣声中，妄图把上海儿艺与上海人艺以及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为由他们直接控制的“上海话剧团”。宋庆龄立刻出面干预，坚持不让合并，这才使上海儿艺逃脱了厄运。
但是宋庆龄毕竟不是普度众生的观世音菩萨，她所能尽的力量十分微薄，以至于连自己无辜的亲戚都保护不了。
宋庆龄在上海有一个表妹叫倪吉贞，是她舅舅的女儿，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还在宋美龄结婚时当过伴娘，知书达理，内向保守，终身未婚，是一个不常出门的老淑女。但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关系单纯的老淑女却莫名其妙地被红卫兵抄了家，没收了财产，还强迫劳动。娇生惯养的倪小姐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她连忙给宋庆龄写信，还在信封上连画了两个航空的加急标志。宋庆龄心疼之外，也别无办法，只能让上海福利会的同志送点钱去。但是这也只是杯水车薪。
倪吉贞再写来的信里也透着浓浓的绝望情绪：“我已经知道有几个zisha的。我不死，死了是反革命。”可见当时她的处境已经十分可悲了。
1968年，倪吉贞去宋庆龄位于上海的住处，想着向她反映情况。可是卫兵说领导不在，也没办法联系上宋庆龄。倪吉贞不声不响，转身上了对面的武康大楼，从八楼临街的窗子跳了出去。著名的武康大楼曾经被孔二小姐买下，是文艺名流聚首相会的艺术沙龙，如今却成了zisha者的天堂。
宋庆龄每次回到上海的住处，站在门口，就可以看见表妹跳楼身亡的位置，想起这段悲惨的历史。她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啊，连一个无辜的表妹都保护不了。”
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宋庆龄不但要承受心灵上的巨大痛苦，还要经受疾病的折磨。在一日日的忍耐和坚强的抗争后，胜利的曙光终于来到了这个她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度。随着四人帮被打倒以及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快步发展。但是宋庆龄却优雅地老去，渐渐疲惫。但是在她的心里，始终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和自己尚在人世的妹妹再见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