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 老干终未发新枝
在宋美龄客居美国的11年中，台湾的经济形势出现了极大的飞跃。蒋经国着意推动行政十大革新和经济十大建设，使行政执行更为简廉有效，台湾经济发展迅速，很快跃居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从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院长，到1986年，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增长到超过5000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的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的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这代表着“均富”在台湾的普遍推行。中国征了几千年的田赋，也在经国先生“行政院长”任内停征，用以照顾农民。国际油价波动，台湾什么油都可以涨，渔业用油、农业用电不准随便涨。台湾什么烟酒都可以涨，基层在抽的“新乐园”牌香烟不准涨，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涨，但高价位的烟酒可以多涨一些，用来贴补中低收入者，并维持稳定民生物价。
而对于一向十分受关注的接班人问题，蒋经国在1985年8月16日接见美国《时代》杂志香港分社社长时的谈话中第一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一直依据《宪法》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之规定，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今后亦当如此……至于将来国家元首一职，由蒋家人士继任一事，本人从未有此考虑。”
就在这时，宋美龄突然回来了。1986年，宋美龄以参加蒋介石百年冥寿纪念活动的名义返回台湾，重新住进士林官邸。而她的行李也源源不断地从美国搬回来。人们开始猜测，她这次回来难道打算不走了？她回来的目的难道和重病的蒋经国有关？
谙熟台湾政治的报纸评论道：“宋美龄返台，是因为蒋经国要表现台湾各方面的团结，调和与元老派、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商讨晚年接班大计。”但是宋美龄的行为却似乎不太“团结”，反而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性和叛逆性。就像是过去敢冒险、敢出位的少女又重新回来了。
10月31日，宋美龄发表了纪念丈夫的文章，题目是《我将再起》。之后，她又陆续召集了台湾当局党政军高层人士，如，俞国华、李登辉、“行政院”各部会首长等，听取他们对政局变化和革新的意见，并予以嘉勉劝慰。
宋美龄这些“胆大妄为”的举动使得她重新变成民众所瞩目的焦点，没有人可以否认她依然是，并且永远是台湾的“第一夫人”。她的种种手段明显是要重抓政治大权，调节和加深同国民党当局领导层的关系。而她将自己的行为视为支持蒋经国的政治革新，安抚反对“革新”的元老重臣。
那些生怕宋美龄要抢着接过蒋经国位置的人却由此有了攻击她的借口。台湾《雷声》周刊评论说，宋美龄这种“不知自我节制的行为，实在有失进退之道，而且假如夫人的动机是出之企图展示政治实力，则又令人对政局发展感到忧心”。
年长蒋经国13岁的宋美龄留在台湾，一直看着蒋经国病魔缠身，日日衰落，直至最终病逝。蒋家王朝在台湾正式结束。
在全岛一片哀戚的氛围中，宋美龄清醒地察觉到平静下面的旋涡。尽管宋美龄出面反对分裂主义倾向的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主席，但在不见刀剑的权力斗争最后，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由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的决定。而有过太多光环的宋美龄再次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1988年7月7日中国国民党十三大召开。宋美龄于次日亲临会场，由于健康原因，她请李焕代她宣读了题为《老干新枝》的富有政治意味的讲话。讲话称：
“目前正值紧要关头，老成引退，新血继之，譬如大树虽新叶丛生，而卓然置基于地者，则老根老干。于今党内白发苍苍，步履蹒跚者，不乏当年驰骋疆场之斗士或为劳苦功高之重臣，其对党国之贡献，丝毫不容抹杀，当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夫国之强，党之壮，赖有一定之原则，连续生存之轨迹，创新而不忘旧，前进而不忘本，当年国父如不建党立国则无今日之中华，台澎依旧日本殖民地，饮水思源发人深思。”
这个讲话被视为所谓“宫廷派”人士全力反扑的宣言。但“老干新枝”论的效应，只延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并没有改变台湾政局。之后，在她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干事会议上，她的亲信——被提名为中委会候选人的国民党妇工会主席钱剑秋落选，这使宋非常难堪，这也意味着她把持和控制了三十多年的国民党妇工会“全军覆没”和宋的“彻底垮台”。
宋美龄寒心了。她知道，除非是需要和美国人对话，在台湾的政坛上，已经没有留给她的位置了。
这之后，又是连接着两场丧事等着她。1989年长孙蒋孝文辞世，1991年7月孙子蒋孝武在就任新职的前一夜猝死。而蒋孝勇也叮嘱了蒋家的后代，不许踏入政坛。蒋家王朝彻底落幕。
1991年9月21日，94岁的宋美龄再度离开台湾去美国“长期休养”。美国的居住环境和医疗条件或许更适合她的身体。而远离台湾钩心斗角的政治环境和派系斗争，也能让她身心都备感清静。此外，留在台湾一直会有许多针对她的批评的声音响起。许多人质疑她没有公职，还要坐专机，住官邸，是滥用职权，也和蒋经国一直在推行的简廉清政不符。或许离开，是最后一个明智而体面的选择。
临行当天，当时的“总统”李登辉、“副总统”李元簇夫妇都亲自前往送机。是尊敬，还是心中窃喜，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而宋美龄虽然离开，但她对于台湾的挂念没有改变。她和蒋介石一样，主张一个中国的理念，坚决反对taidu，强调“不做民族罪人”，成为岛内反“taidu”人士的“精神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