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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我们一家三口抵达南方特区。

南方的风是暖的，夹杂着海水的咸味和蓬勃的生机。

私厂车间里乱作一团，老板和几个外国专家看着冒着黑烟的进口机床焦头烂额。

我把褪色的帆布包递给妻子，直接走上前。

我抛开专家们画得密密麻麻的复杂图纸，俯下身，把耳朵贴近机器外壳。

我专注地听着主轴旋转时的闷响和频率，几分钟后，我睁开眼。

“传动齿轮咬合错位。左侧底座垫高两毫米，进刀量调低三个刻度，切削液流速放缓。”

专家们满脸不屑，刚想反驳。

几个手脚麻利的工人已经照做并重新启动了机器。

只听“嗡”的一声，原本刺耳的摩擦声瞬间消失，机器恢复了平稳顺滑的轰鸣。

精密零件流水般完好地产出。

全场专家大惊失色，羞愧地涨红了脸，灰溜溜地退到了一边。

老板大喜过望，当场从皮包里拍出一沓厚厚的钱，塞进我手里。

“周师傅，这是预支的安家费！只要您肯留下，以后您就是我们厂的技术总工！”

老板雷厉风行，立刻安排后勤带我妻子去办了正式的入职手续，再也不用当受气的临时工。

楠楠也被特事特办，送进了特区条件最好的双语寄宿制幼儿园。

半个月后，我们一家搬进了宽敞明亮、带着碎花壁纸的职工房。

楠楠终于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小卧室，脱离了阴冷潮湿的环境，她的哮喘奇迹般地没有再发作过，脸上终于有了红扑扑的血色。

我坐在新居柔软的沙发上，端着妻子泡好的热茶，回想起老厂那个漏风的旱厕，简直恍如隔世。

而此时北方的老厂。

十万件外贸零件全部下线，装箱运往港口。

老厂随后召开了极其盛大的表彰大会。

副厂长调任的红头文件已经在路上，姜甜戴着大红花站在发言台上含泪演讲，俨然一副巾帼英雄的做派。

老张拿着丰厚的奖金，全员都在做着发财暴富的美梦。

表彰大会转入食堂的庆功晚宴。

副厂长红光满面，端起满满一杯陈年茅台，高声贺词。

全厂工人举着搪瓷缸欢呼雷动，气氛到达顶点。

南方的夜雨敲打着窗玻璃。

我站在窗前，低声喃喃自语。

“算算时间，提前空运过去的抽检样品，应该已经上德国客户的检验台了。”

在德国无损探伤仪下，那些在国内靠着微米级卡尺蒙混过关的“暗伤”触目惊心。

德国质检员面色铁青，直接盖下拒收的红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