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鼻祖袁世凯 “乱世枭雄”魂断帝王梦

　　他出身世家，却自幼屡失靠山；他科举失利，却在战场上踏入仕途；他出卖维新志士，却倡导维新变法；他倡导西方文明，却又不断纳妾；他创建了北洋军阀，却又被北洋将领所推翻。他极力想摆脱家族中“长禄不长寿”的“魔咒”，却最终未能躲过命中一劫……

　　小　档　案

　　姓名字号：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

　　籍贯：河南项城

　　民族：汉族

　　生卒年月：1859.9.16～1916.6.6　卒年57岁

　　最高官职：“中华帝国”皇帝

　　军阀派系：北洋军阀

　　家世：

　　十三世祖——袁持衡，从汝南郡汝阳（商水西南）迁至项城年湾村（今属老城乡），为袁氏最初的居留地。

　　十一世祖——袁步月，迁至永丰南十三里的秦波村（今项城市永丰乡秦波村）。

　　太高祖——袁志恭，此时袁家已经成为当地的殷实之户。

　　高祖父——袁九芝，生活在清代乾隆盛世，为私塾先生。

　　曾祖父——袁耀东，是个庠生，梦想中举，考进士，终因学习过于刻苦，　营养和锻炼不够，不到40岁就去世了。妻子郭氏。生有袁树三、袁甲三、袁凤三、袁重三及一女。其中树三、甲三都进了县学（秀才），凤三、重三也都考中秀才。甲三荣登两榜，项城袁氏始名声大噪。

　　祖父——袁树三，在陈留县署理训导，兼涉教谕事宜，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局长。妻子王氏。生子袁保中、袁保庆。

　　叔祖父——袁甲三，早年在安徽办团练，以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官居一品。因为他的关系，其曾祖父袁志恭、祖父袁九芝、父亲袁耀东，均被朝廷追封为一品。母亲郭氏、元配妻陈氏、续妻陈氏则被追封为一品诰命夫人。

　　父亲——袁保中，乃“长房长子”，于项城办团练以防捻军，在当地颇有名望。

　　叔叔——袁保庆，无子，偏爱袁世凯，袁世凯七岁时，将其过继为嗣子。

　　堂叔——袁保恒，官至吏部侍郎、刑部侍郎，在袁氏家族中功名仅次于袁甲三。

　　堂叔——袁保龄，旅顺港坞工程总办，身兼军政二职。

　　兄弟——兄：袁世昌、袁世敦、袁世廉。弟：袁世辅、袁世彤。

　　妻妾子女：

　　元配于氏，生长子袁克定。

　　大姨太太沈氏，无子女。

　　二姨太太李氏，生长女伯祯、五子克权、七子克齐、十子克坚、十二子克度、六女祯。

　　三姨太太金氏，生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早亡）、十女思祯。

　　四姨太太吴氏，生四子克端、次女仲祯、四女（早亡）、七女复祯。

　　五姨太太杨氏，生六子克桓、八子克轸、九子克久、十一子克安、五女季祯、十五女（早亡）。

　　六姨太太叶氏，生十四子克捷、十七子克友、九女福祯、十一女奇祯、十二女瑞祯。

　　七姨太太张氏，无子女。

　　八姨太太郭氏，生十三子克相、十五子克和、十四女怙祯。

　　九姨太太刘氏，生十六子克藩（早亡）、十三女仪祯。

　　简　历

　　1859年——9月16日，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1863年——叔祖父袁甲三病故。

　　1866年——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

　　同年——袁保庆以知府发往山东补用，袁世凯随往读书。

　　1873年——生父袁保中病逝。

　　1874年——嗣父袁保庆病逝，袁世凯随嗣母返回原籍。

　　1875年——曾祖母郭氏去世。

　　1876年——娶妻于氏。

　　1878年——长子袁克定出生。

　　同年——堂叔袁保恒去世。

　　同年——组织文社，结识徐世昌。

　　1876年、1879年——两次乡试均未考中，决心投笔从戎。

　　1881年——至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任营务处帮办。

　　1882年——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镇压“壬午政变”，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

　　1884年——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

　　1885年——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以知府分发，以道员补用，赏加三品衔。

　　1890年——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候补，尽先补用，加二品衔。

　　同年——次子袁克文出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海陆皆败，袁世凯随军撤退天津。

　　1895年——至天津小站督练新军，史称“小站练兵”。

　　1897年——升任直隶按察使。

　　1898年——被光绪帝封为侍郎候补。

　　1899年——升任工部右侍郎。

　　同年——署理山东巡抚。

　　1900年——实授山东巡抚。

　　1901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又被赏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并加太子少保衔。

　　1902年——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同年——兼督办商务大臣。

　　1903年——兼督办电政大臣。

　　同年——兼练兵处会办大臣。

　　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

　　1907年——调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

　　同年——在袁世凯倡导下，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在天津成立。

　　1908年——赏太子太保衔。

　　1909年——开缺回籍，至河南彰德洹上村定居。

　　1911年——任内阁总理。

　　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

　　1913年——任中华民国正式总统。

　　同年——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

　　1914年——下令解散国会。

　　同年——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

　　1915年——12月22日宣布建立中华帝国，以下年为洪宪元年。

　　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

　　同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于中南海居仁堂去世，卒年57岁。

　　同年——8月24日安葬于河南彰德（今安阳）洹上村东北太平庄。

　　豪门魔咒，袁寨人亡家散

　　1878年6月，一个噩耗传到项城袁寨：官居二品的朝廷大员袁保恒，在河南赈灾治所病逝！四世同堂的袁寨里霎时哭声震天。

　　——这是袁氏家族近年来相继死亡的第三个男丁。

　　1873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病逝，享年51岁；

　　1874年，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病逝，享年48岁；

　　4年后的1878年，袁世凯的堂叔51岁的袁保恒又一命归西！

　　而追溯到上代，使袁氏家族跻身名门望族的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也只是活到了57岁；而袁世凯的曾祖父袁耀东，不到40岁便驾鹤西去了。

　　办完袁保恒的后事，袁家人开始满腹狐疑、惴惴不安，为什么袁家男人在未满花甲之年，便纷纷赶赴黄泉？袁家人觉得这其中有些神秘的力量在作祟，赶忙请来了风水先生到袁寨看风水，相阴宅。一番查看之后，风水先生铁口直断“豪门魔咒”：

　　“袁家宅地长禄不长寿。”

　　“那该如何是好？”袁家人焦急万分。

　　“办法倒是有一个，那便是分宅而居。”风水先生不紧不慢地说。

　　分宅而居，等于偌大的袁寨从此分崩离析，“四世同堂”的项城袁家从此解体，这是袁氏家族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

　　袁寨地处项城东北40里处，是袁家为抵御捻军进攻，于1858年建造的。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寨子占地数十亩，规模宏大。四周墙垣高筑，墙外壕沟环绕，寨门前架设吊桥，寨门上及四角修筑“炮楼”，由乡勇严防把守。寨子中的东部、中部、西部并列三座三重四合院，楼堂瓦舍极尽奢华。若说袁寨风水不好，袁家长辈哪个都不愿相信。若说分宅而居，又有哪个子侄儿孙愿意搬出袁寨呢？但是风水先生的话是不容置疑的。

　　这一年，袁世凯19岁。也就在这一年，袁世凯的生活发生了根本转变。

　　袁世凯排行第四，非嫡出，七岁过继给叔叔袁保庆，跟随嗣父、嗣母先后到济南和南京生活。少年时的袁世凯贪玩，学业一直没有起色。但对为官之道十分上心。袁保庆将数十年官场经验、带兵心得整理出来，题名为《自名琐言》，有空便念给袁世凯听。袁世凯每次都听得十分认真，并默记在心，后来袁世凯在官场措置裕如，应该说与此间所受影响不无关系。

　　然而好景不长，1874年嗣父去世，袁世凯扶柩还乡，而此前他的生父也已去世，15岁的袁世凯失去人生依靠。好在堂叔袁保恒回乡，见他可堪造就，便带到北京，一边督促学习，一边让他多接触官场，开阔眼界。在其为刑部侍郎期间，为了锻炼袁世凯的办事能力，特意指派他处理一些杂务，而袁世凯的办事能力令他十分满意。于是，袁保恒赴河南赈灾时，便将袁世凯带在身边。

　　而如今，堂叔也已离世，袁氏家族也分家了，19岁的袁世凯仿佛成了离群的孤雁，不得不离开先后生活了12年的繁华都市，也不得不离开几乎与他同龄的袁氏大宅——袁寨。他在嗣父袁保庆名下，得到一笔丰厚的家产，然后移家陈州，开始了一段文人诗酒的生活。此间，他出房出资，组织了两个文社。由于他善于交际，又见过大世面，很快吸引了四邻八乡的文人雅士，居然成为一个小小的名士。当时尚未发达的徐世昌在淮宁县属处馆做塾师，专程前来拜访袁世凯，参加文社。

　　徐世昌比袁世凯年长4岁，由于两人对时局有颇多相同看法，尤其对腐朽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因此相谈甚欢，很快结为异姓兄弟。当袁世凯了解到徐世昌准备进京赶考苦于没有川资时，便大方资助。后来徐世昌先中举人再中进士，成为袁世凯30年宦海生涯中的盟友。

　　但袁世凯的科举之路却不顺利，由于年幼时贪玩荒废了学业，懂事后所读大多是韬略、兵书之类，于1876年、1879年两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袁世凯一怒之下将过去所作诗词文章全部付之一炬，大有壮士断臂之气概。

　　“大丈夫应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蹉跎了岁月！”袁世凯发誓不再与笔墨纠缠，从此另辟蹊径。也正因为恨透了科举制度，后来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联合其他官员，奏请废除科举，推广学校，从此中国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取消。这无疑成为袁世凯的一大功绩。

　　由于清末捐官风气大盛，几乎与两榜出身一样名正言顺。袁世凯放弃科考，自然想到了捐官。但由于他诗酒风流，花钱如流水，如今盘点自家资产，才发现经济状况已经十分紧张。他的生母、嗣母把私房钱都拿出来，也不够他进京谋个出身的。于是，他开始四处借钱，第一个借钱对象便是他的妻弟。

　　袁世凯17岁回乡参加乡试落榜后，生母与嗣母为他娶了元配夫人于氏。于氏是河南沈丘人，其父于鳌的土地超过2000顷。袁世凯觉得他家这么有钱，妻弟定会解囊相助。岂料，妻弟非但不借，反而讥讽他说：“我看你去北京也是白跑一趟，还是在家里待着好些。”倒是一位远房亲戚，借给袁世凯100两银子，令袁世凯十分感动。

　　后来袁世凯官至直隶总督，妻弟竟然跑到天津，希望袁世凯能给他谋个一官半职，袁世凯断然回话说：“外边无事可做，还是在家里待着好些。”再后来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这位妻弟又到北京，再次找袁世凯谋官，袁世凯与他见了一面，给了些路费了事。而对借给他100两银子的远房亲戚，袁世凯还了他5000块大洋。

　　但此次袁世凯北京捐官却是无果，因他最后一位为官的堂叔袁保龄调到旅顺口办理海防，自然是投靠无门。袁世凯又南下广东遄赴上海，以为在繁华的上海滩谋事机会多些，岂料钻营了一段时日，仍然一无所获。由于一个人待在旅馆里憋闷不已，便去平康青楼一解愁绪，不料竟在这卖笑之地遇到一位红粉知己，就是苏州籍名妓沈氏。

　　沈氏虽为青楼女子，却颇有识人慧眼，她见袁世凯谈吐不凡，并非等闲之辈，便劝他早日离开世事险恶的上海滩，她对袁世凯说：“你在这里无亲无故，长此以往，不仅谋不到一官半职，甚至会将你自己拖进烟花柳巷烟馆赌场不能自拔，还是早点离开另谋出路为好。”

　　袁世凯见沈氏如此深明大义，很是感动。反复斟酌一番，最后决定去投靠嗣父的结拜兄弟淮军庆军统领吴长庆。主意一定，沈氏拿出银两为袁世凯资助盘缠，并摆酒为袁世凯饯行。席间，沈氏含泪告诉袁世凯：

　　“你走之后，我便为自己赎身，搬出这里，希望你将来出息后，能不忘旧情，偶尔回来看望我一下便好。”

　　面对如此侠义心肠的女子，袁世凯一把搂住沈氏，指天发誓：“有朝一日发迹，袁某绝不辜负沈小姐，定会早日将沈小姐娶进家门。”

　　袁世凯说到做到，后来赴朝鲜后升迁，果然将沈氏接到朝鲜任所，做了他的大姨太太。由于他的结发之妻于氏留在河南老家，所以沈氏在朝鲜成了实际的正房夫人。终其一生，袁世凯对沈氏宠爱有加。从这点上看来，袁世凯并非拈花惹草的浮浪公子。

　　袁世凯所以对沈氏如此痴情，还因为他与元配于氏早已结怨。那是在新婚不久，于氏已经怀有身孕。有天袁世凯从外面回来，发现怀孕后的于氏愈发丰润成熟，便从背后悄悄抱住于氏。于氏吓了一跳，略带怒气地将袁世凯推开，说：“你也不看看时候。”

　　袁世凯放开手，忽然发现于氏腰间系了一条红色绣花缎子的裤带，便开玩笑说：“瞧你打扮的，怎么像个马班子。”

　　马班子是串乡走镇的杂耍班子，卖艺兼卖身，暗指妓女。这本是小夫妻开玩笑的话，不解风情的于氏却觉得受了莫大侮辱，立刻反唇相讥：“我才不是马班子，我是有姥姥家的！”

　　这句话，让袁世凯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他怒视着于氏。于氏旋即明白过来，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但想到袁世凯侮辱自己在先，便理直气壮地瞪着袁世凯，丝毫没有道歉的意思。

　　原来，于氏的这句“我有姥姥家”，就是有娘家的意思。当时只有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其娘家才可以与婆家走动，而姨太太的娘家不算亲戚，所以姨太太没有娘家。而袁世凯的生母就是姨太太，因此袁世凯最忌讳别人说这样的话。当时两人相对怒视良久，袁世凯见于氏说了错话非但不认错，反而理直气壮，越发怒火中烧，一气之下拂袖而去，终其一生再也没有踏进过于氏的卧房。

　　第二年，于氏生下儿子袁克定之后，便再也没有生育，从此被当成主妇“牌位”，冷冷地摆在正房夫人的位子上，过着有其名无其实的惨淡生活。后来袁世凯接沈氏去朝鲜，把儿子袁克定一起接走，让沈氏去抚养，于氏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

　　袁世凯告别沈氏之后，不曾回乡省亲，便前往山东登州投奔淮军庆军将领吴长庆。

　　国王赐婚，朝鲜走红发迹

　　正所谓运气来了挡不住，袁世凯于1881年投奔吴长庆后，一改早前屡次失去靠山、屡试不第的坎坷，竟然接连晋升，名正言顺进入了仕途，而且有了一个一生仕途腾升的良好开端。

　　当时吴长庆已是实授浙江提督的二品大员，督办山东海防，兼办全省军务。见把兄弟的嗣子前来投奔，出于对子侄的考虑，让他拜其幕僚张謇为师，与自己的儿子吴保初一起从之受业。但袁世凯对读书一事毫无兴趣，倒是对军队上的事情兴趣极大，每每做起来得心应手，他自己也暗下决心，要沿着这条途径走下去，作为自己的晋身之阶。因此处处留心，做事不辞劳苦，加上他懂得谦恭自下，毫无世家子弟的架子，很快博得营中上下好感，同时因办事干练被吴长庆提拔为营务处帮办。

　　第一步旗开得胜，紧接着又遇上一次崭露头角的好机会。1882年7月23日，朝鲜发生“壬午政变”，大清帝国作为朝鲜的宗主国，为防止日本找借口觊觎朝鲜，派吴长庆率兵六营（一营约500人）前往朝鲜平定内乱。8月20日，23岁的袁世凯随同吴长庆出兵朝鲜。

　　船队抵达仁川后，吴长庆命令某营为先锋部队，立即登陆，抄小路奔袭汉城。也是该着袁世凯走运，当吴长庆做战斗部署时，负责先行登陆的该营营官以士兵晕船尚未恢复为由，请求第二天拂晓登陆。吴长庆大怒，当即将该军官撤职查办，命令袁世凯代理其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袁世凯知道这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当即领命，信誓旦旦地表示：“遵大帅令，两小时内乘小船登陆，如有违误，甘受军法！”

　　袁世凯做事果然干练，他紧急集合全营，部署登陆事宜，旋即带队出发，在天亮前登陆成功，并自任先锋，为后面大军打开一条通道。袁世凯登陆时，光着脚在沙石滩上走了一里多路，两脚都磨破出血。

　　在平乱间，由于清兵纪律涣散，扰民之事不断发生，令朝鲜百姓大为不满，吴长庆对此十分担忧。袁世凯看在眼里，自告奋勇担起整顿军纪的任务。吴长庆见袁世凯看问题敏锐，有胆有识，立刻授予全权。袁世凯领命后，旋即查明七名欺压朝鲜百姓的士兵，就地正法，使整个军队为之震惊。吴长庆见他做事雷厉风行，连连称赞：“好孩子，不愧为将门之子！”

　　袁世凯杀鸡儆猴的举措，不仅得到吴长庆的赏识，更树立了自己在军中的威信。紧接着，在诱捕大院君的行动中，袁世凯又立一功。为了使朝鲜国王及闵妃集团重掌政权，吴长庆决定抓捕发动士兵叛乱的大院君——国王的父亲李罡应。8月25日，吴长庆专程拜访大院君，取得大院君的信任。第二天大院君按礼节回访吴长庆，在汉城南门外清军驻地，袁世凯扮演了“鸿门宴”中项庄的角色。他施巧计拦住大院君的卫兵，使大院君一人进入帐内与吴长庆喝茶聊天。吴长庆等人便乘机将大院君劫持到车内，由丁汝昌率队押往清军兵舰，解往天津。

　　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大院君被抓捕后，其政变士兵便成了无头苍蝇，袁世凯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再立战功。

　　不到一周时间，吴长庆便率部扫平政变，使日本插手朝鲜的阴谋破产，其间，袁世凯功不可没。9月中旬，朝鲜国王设宴酬谢清军统帅，袁世凯不仅在邀请之列，而且在整个宴会中备受瞩目。10月，清廷论功行赏，袁世凯得到“以同知分发省份，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的奖赏。这是入朝之前袁世凯做梦都不曾想到的事。

　　如果说袁世凯的脱颖而出吴长庆有伯乐之功，那么，袁世凯的发迹与崛起，则是得益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赏识与提携。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赏识，既有对人才的重视，也有对世家子弟的偏爱，尤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在旅顺口办理海防功绩卓著，也使李鸿章对袁世凯更加高看一眼。1884年4月，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调吴长庆率三个营回国，驻防奉天。余下三营继续留驻朝鲜，奏荐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一跃而成为驻朝清军要员，开始独当一面。此间，平定“甲申政变”，是袁世凯入朝12年中另一大功绩。

　　1884年11月4日，朝鲜又爆发了以亲日派金玉均等人为首的“甲申政变”。政变者囚禁国王，组织亲日zhengfu，宣布同清朝断绝关系，并准备除掉在朝鲜的清军将领。政变发生前后，袁世凯一直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随时向李鸿章报告情况。李鸿章授意他在紧急情况下相机行事。于是，当6日闵妃集团请求援助时，袁世凯亲自率领清军赶到王宫，与驻守在王宫的日军发生了冲突。

　　日军枪炮齐发，袁世凯的两名卫兵被当场炸飞，他本人也被地雷baozha的冲力推倒在地，受了轻伤。他当机立断，下令清军开枪开炮，自己更是冲锋在前，根本不曾顾及生死乃转瞬之间。而清军统领吴兆有吓得惊慌失措，手下士兵也纷纷逃走。另一清军将领张光前和他的士兵，则吓得躲在墙后不敢前进一步。

　　由于袁世凯身先士卒，清军士气大振。在清军的猛烈进攻下，日军伤亡惨重。日本公使见形势不利，立刻率军逃走，并焚烧驻朝使馆后撤回日本。国王被解救后，重新执掌政权。在袁世凯的帮助下，亲日派或被杀，或被投入监狱。

　　对于袁世凯在“壬午政变”与“甲申政变”两次战役中表现出的胆识过人，权奇应变，不畏血与火，敢于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李鸿章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胆略兼优，能持大体”。并说：“韩人闻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翌年，清zhengfu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

　　袁世凯在朝鲜更是红透半边天，得到国王的格外倚重。据说，为了感谢袁世凯的倾力相助，也为了通过袁世凯讨好清廷，国王特地将一个王妃的表妹金氏嫁给袁世凯做夫人。

　　金氏当时16岁，皮肤雪白，身材窈窕，是朝鲜百里挑一的美女。朝鲜国王以为将这样的美女嫁给袁世凯，袁世凯一定十分满意。岂料，袁世凯在意的并不是她的容貌，而是身份。他以为朝鲜国王要给他娶的夫人，起码是个朝鲜公主，最差也应该是个格格，就是没想到是一个王妃的表亲，那不等于娶了个民间女子吗？所以，当袁世凯弄清金氏的真实身份后，心里十分不快。

　　婚礼是按照中国方式举行的，自然也不是娶正房夫人的仪式。莫说是个王妃的表妹，就是公主，袁世凯也不会因她坏了规矩，也要按着顺序往下排。尽管他与于氏已无夫妻之实，但于氏正房夫人的位子是不能动摇的。他在来朝鲜不久即将沈氏从上海接来，纳为大姨太，那么金氏就是二姨太了。岂料入洞房后，姨太太的数量和顺序陡然发生了变化，这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也令金氏与她的陪嫁丫头大出意外。

　　袁世凯决定将金氏的两个陪嫁丫头李氏、吴氏同时纳为姨太太。他给自己布置了一间卧室，给四个姨太太排好顺序，几个人轮流到卧室侍寝，形成了后来袁氏内室轮流值班制度的雏形。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袁世凯管理内宅也是有板有眼。他按年龄顺序给三个朝鲜女人排了“座次”。当时李氏17岁，金氏与吴氏都是16岁，金氏比吴氏生日大，因此李氏为二姨太，金氏为三姨太，吴氏为四姨太。沈氏虽然也是姨太太，但正房夫人远在中国项城，沈氏便成为了实际上的正房夫人。袁世凯指派沈氏管教另外三个姨太太，首先要教给她们中国的礼节，特别是走路，袁世凯喜欢小脚女人，三位朝鲜姨太太早已过了缠足的年龄，只好让她们学京剧里旦角“踩寸子”的样子，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这样看起来就像缠了足似的。

　　沈氏成了内宅中的老大，对另外三位姨太太的管教极为苛刻，甚至非打即骂。而袁世凯既已放权，便要帮着沈氏树立威信，因此对沈氏借机欺负其他姨太太的事睁一眼闭一眼，以致金氏左腿被打成残疾都不曾过问。

　　而金氏贵为王妃的表妹，原以为嫁过来是要做正房夫人的，最低限度也要享受正房夫人的待遇，哪曾想，非但正房夫人做不成，两个下人也都成了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姨太太，甚至李氏还排在了她的前面，令她饱受侮辱。更有甚者，还有一个青楼出身的沈氏骑在头上作威作福，而沈氏似乎特别与她过不去，总是无端找茬。她虽非公主、格格，却也贵为王妃的表妹，是四个姨太太中出身最高的，怎受得了如此侮辱？但在这样陌生的环境里，又得不到袁世凯的宠爱，金氏只能逆来顺受，整日抑郁寡欢，经常暗地哭泣，渐渐养成一副古怪脾气，平日里表情僵硬、神情木然，对儿女也毫无热情，因此更加不讨袁世凯的喜爱。好在她为袁世凯生了次子袁克文，并奉命将克文过继给不曾生育的沈氏，沈氏对她的“待遇”总算稍稍有所改善。

　　金氏的母亲得知女儿的遭遇后，心痛不已，经常以泪洗面。后来金氏随同袁世凯回到中国，她更加担忧牵挂，整日里精神恍惚，有天在井中仿佛看到女儿的身影，便猜想女儿一定客死异乡了，痛不欲生中一头扎进井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金氏的父亲在痛心女儿遭遇的同时，又遭遇丧妻之痛，竟也吐血而亡。

　　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zhengfu又一次向清zhengfu请兵。袁世凯没有想到，他出使朝鲜12年，竟在这一年栽了个跟头。当时中国出兵后，日本军队却不请自到。原来日本zhengfu在军事、外交方面已完成战争准备，蓄意向中国挑衅。因此东学党起义失败后，中国军队撤走，日本非但不撤军，反而大举增兵。袁世凯多次电请李鸿章发兵，以制止日本发动战争，李鸿章一直未予答复。

　　清廷的软弱必将助长日本人的嚣张气焰，袁世凯料到战争在所难免，对于毫无准备的中国，失败势在必然。而此时，朝鲜东学党人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四处捉拿袁世凯。为了保住性命，袁世凯等不及“奉旨调回”，便将职务交给唐绍仪代理，自己请假后乔装逃回国内。

　　小站练兵，奠定一生基业

　　果然不出所料，袁世凯逃回国内没几天，即1894年7月23日，日军进攻朝鲜王宫，挑起甲午战争。清廷以李鸿章为主帅，结果可想而知。日军占领朝鲜之后，又占领了辽东半岛。甲午战败，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

　　失去李鸿章这个靠山，袁世凯的处境更加艰难。正如他给兄长袁世勋的信中所言：“弟自韩归国，除二三挚友外，余都白眼相加。”不久，袁世凯被外放浙江温处道，就在他打算回河南省亲然后南下走马上任的时候，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清廷准备整军经武，编练新军。

　　清朝的军队，原有“旗兵”、“绿营”、“乡勇”三种建制，清廷入关，“旗兵”开始腐化堕落，失去战斗力，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兵也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败下阵来，代之而起的“乡勇”，即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曾一度为清廷效力，但由于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令老百姓深恶痛绝，尤其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令清廷下决心编练新军，并成立了“督办军务处”，以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荣禄为主要负责人。

　　袁世凯看准时机，将所撰兵书12卷连同编练新军的构想，率先交给正在物色练兵人才的荣禄，从而得到荣禄的赏识与重视。据传，马关议和时，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曾向李鸿章打探袁世凯近况，于是有人说：“日本人如此重视袁世凯，可见此人必有非常之才。”于是，军机大臣翁同、李鸿藻也都对袁世凯刮目相看，认为他“通晓戎机，才堪大用”。

　　在当时，自清廷入关后，一直重文轻武，以致在鸦片战争中将翰林学生林则徐推到前线与洋人作战。袁世凯虽非行伍出身，但从22岁投靠吴长庆后，便立志走带兵入仕之路，从此一边学习研究军事书籍，一边留心观察，注意实践，加上他这方面的天赋，逐步成为清末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而且早在入朝不久，袁世凯便受吴长庆委派，奉清廷之命为朝鲜编练新军。因此凭着编练新军的经验，袁世凯也应成为荣禄等人瞩目的重要人选。于是，由李鸿章提议，荣禄复议，军机处诸人保举，袁世凯成为清末编练新军第一人。

　　袁世凯完全没有想到，世事变化竟然如此之快。如果说他发迹于朝鲜，是得益于淮军将领吴长庆与朝廷重臣李鸿章的赏识与提携，那么今次得以赴小站督练新军，则得益于荣禄的独具慧眼。

　　1895年12月，袁世凯被委任为“新建陆军”督办，到天津小站接管定武军十营，另加招募2500人，改练新军。袁世凯深明编练新军的重大意义，曾国藩因为有了“湘军”，李鸿章因为有了“淮军”，他们才能位极人臣。而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也正因为有一支武装在手，才得以建立功勋，被委以钦差大臣。他早就盼望拥有一支队伍，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资本，如今机会终于来了，袁世凯踌躇满志，走马上任。

　　为了避免朝廷中满族亲贵们猜忌，袁世凯请曾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的旗籍陆军大臣荫昌推荐新军骨干。荫昌为他介绍了武备学堂毕业生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四人。这四人除梁华殿在一次夜操中失足跌落河中溺死外，其余三人全部成为袁世凯在军事方面的得力干将，即后来的“北洋三杰”，号称“王龙”、“段虎”、“冯狗”。

　　袁世凯的主要干部班底，一是来自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其中除“北洋三杰”外，还有曹锟、段芝贵、张怀芝、卢永祥、王占元、陆建章等。此外，他还在李鸿章的淮军中选拔了一批老兵老将，如张勋、姜桂题、倪嗣冲等。

　　为了牢牢掌握和控制这支队伍，袁世凯特地请他的把兄弟徐世昌担任总参谋，请另一位老朋友唐绍仪担任总文案。而对手下人才的管理，袁世凯自有他的一套恩威并重的手段，尤其以笼络为主，收买人心，培植亲信。

　　袁世凯有一位亲信幕僚阮忠枢，出身淮军将领家庭，由李鸿章推荐入新建陆军，管理军制饷章文牍机务。早年袁世凯从上海到山东投靠吴长庆时，曾得到阮忠枢倾囊相助。阮忠枢本来有恩于袁世凯，但有一次，袁世凯“得罪”了这位恩人。

　　事情起因于一位青楼女子。阮忠枢好女色，在青楼结识了妓女小玉，被小玉窈窕的身材、白皙的皮肤与顾盼生辉的双目所倾倒，以致日日魂牵梦绕，便想纳小玉为妾。但新建陆军纪律严明，阮忠枢不敢贸然行事，便同袁世凯商量。原以为袁世凯会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对他网开一面。殊料，袁世凯听后虎着脸沉思良久，最后说：

　　“这个例不能开，请斗瞻兄谅解。”说完转身离去。

　　阮忠枢望着袁世凯的背影呆愣半晌，随后对身边人大发牢骚：“当初不是我的相助，他哪里会有今天！”

　　抱怨完袁世凯忘恩负义，阮忠枢也只好放弃纳妾的想法。而袁世凯如此不讲情面，是为了严明军纪，做样子给大家看的。他驳回阮忠枢的要求后，马上派人购置了一套豪华房舍，并布置一新，接着为小玉赎身，接进华屋。一切准备好后，袁世凯找到阮忠枢，约他一道外出公干，带着他来到这栋豪华房舍里。

　　当时天近黄昏，华屋里红烛高照，大红喜字高挂，屋里院落里人来人往，好像在办喜事。阮忠枢心里不免埋怨，既然是来参加人家的婚礼，袁世凯就该事先给他打个招呼，起码备下一份礼金。如今两手空空而来，岂不尴尬？正嘀咕着，便有人搀出了蒙着红盖头的新娘。或许是心有灵犀，阮忠枢忽然想到，这要是小玉就好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仿佛如同梦幻一般，那女子太像小玉了，而他本人也被推到新娘身边，站在大红喜字下，拜堂仪式就这样开始了。

　　阮忠枢喜从天降，百感交集，从此对袁世凯死心塌地，鞍前马后，不曾有半点不忠。他本人也因此成为袁世凯最重要的谋臣之一，成为北洋时期炙手可热的人物。袁世凯曾对外说：“袁就是阮，阮就是袁。”可见两人关系之深。

　　而对“北洋三杰”的笼络与提拔，袁世凯费了更多的心思。袁世凯刚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军时，全体军官前往迎接，唯独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段祺瑞。袁世凯问身旁的唐绍仪：

　　“段芝泉为什么没来？”

　　“他不知道您今天来，回家结婚去了。”唐绍仪说。

　　“哦……”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跑回家去结婚，袁世凯心里十分生气，但他马上面带微笑，对唐绍仪说：“好，好，值得恭喜！告诉芝泉，婚姻大事耽误不得，小站之事可延迟几日。”随后由唐绍仪转送一张银票，作为贺礼。

　　段祺瑞办完婚事回到小站，这才知道犯了大错，不知道要受到什么处罚。不料一下车，竟看到袁世凯亲率一批将官前来迎接，顿时感到受宠若惊。下车后，袁世凯拉着段祺瑞的手问长问短，关心备至，并在营中设宴，特地为段祺瑞接风。

　　为了感谢袁世凯及诸位同僚，几天后段祺瑞回请袁世凯及小站同僚。席间，袁世凯与大家聊得高兴，不住地点菜叫酒，让段祺瑞心里暗暗叫苦，生怕自己兜里的银子不够用，到时可就丢大人了。然而，聚餐结束后段祺瑞打算结账时，饭店老板却说：“袁大人已经吩咐了，所有花销全记在他名下。”段祺瑞大吃一惊，心中对袁世凯更是万分感激。

　　1902年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将所练军队改称北洋新军，并相继成立了三个协（旅），在选任协统（旅长）时，为了表示他任人唯贤，特地宣布以考试的方法提拔军官。北洋新军成立第一协时，王士珍考了第一名，当了第一协协统；成立第二协时，冯国璋考了第一名，当上第二协协统。从德国深造回国的段祺瑞，自认为学识不凡，却没想到连续两次名落孙山，生怕第三次考试再度落榜，位居人下不说，重要的是丢不起这个面子，因此心里惶惶不安。

　　在考前一天晚上，正当段祺瑞紧张地备考时，忽然传令官来报，说袁世凯有请。段祺瑞本不愿这个时候耽误备考，却又不敢不去。可到了那里袁世凯却没有什么事情要说，只是东拉西扯地扯闲篇，段祺瑞心里着急，只好心不在焉地敷衍。终于等到袁世凯说完了，段祺瑞急着往外走，袁世凯亲自送出门来，分手时将一张纸条塞到段祺瑞手里，但什么都没说便与段祺瑞告别了。段祺瑞不知道袁世凯塞给自己什么东西，又不敢当面拆开。等回到家中一看，顿时如释重负，原来纸上写的是第二天考试的题目。

　　段祺瑞连夜做出试题，考试轻松过关，果然高中榜首，顺利当上了第三协的协统。段祺瑞深深感谢袁世凯的提携之恩，决心终生相报。其实，王士珍和冯国璋在考试前，也都受到袁世凯的这种“提携”。通过这些手段，袁世凯使其部下对他忠贞不二、尽心效命。

　　袁世凯练的是新军，采取的是近代德国陆军制度，组建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全部采用外国新式武器装备，并制定新的营规营制、饷章、操典。为提高士兵素质，在新建陆军成军后，于1898年创办了德文、步队、马队、炮队、工兵队五个随军武备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

　　然而，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指导思想，却是沿袭湘淮军阀的旧习，以“兵为将有”，专门培植依附于自己的势力。新军的官兵都在营房里供着袁世凯的长生牌位，以袁世凯为衣食父母，并在上下操队伍集合时，由队官问士兵：“咱们吃的谁的饭？”“给谁去卖力？”回答都是“袁宫保”。由于清廷曾赐袁世凯“太子少保”衔，因此人们曾称他为“袁宫保”，以致一些小站士兵“只知袁宫保，不知清王朝”。

　　其实，袁世凯的小站练兵规模并不大，“定武军”原有4750人，扩编后也只增加到7250人，而这7000多人，构成了后来中国军事力量的核心。由于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因而称为“北洋派”。1905年“新建陆军”扩编为“北洋六镇”，其中所有军事骨干皆出自小站。随着北洋派军事力量的扩张，以小站军人为核心的北洋军阀集团，成为了袁世凯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巅峰的资本。民国期间，大总统、副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巡按使、各省督军、省长乃至师长、旅长等，大多从小站孵化而来，北洋军阀集团也因此成为长期把持中央政权，割据地方的庞大政治势力，掌控中国命运达17年之久。

　　出卖维新，是非谁予评说

　　事实上，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一些满族权贵对他并不放心，他本人生性跋扈，在练兵不久便忌者如云，更有御史胡景桂提出参奏，说他诛戮无辜、克扣军饷等。清廷派兵部尚书荣禄去小站查办。荣禄一到小站，见袁世凯训练的新军兵强马壮，士气昂扬，与一派颓败面貌的绿营、乡勇大不相同，不由得从心里暗暗佩服。此时的荣禄哪里还顾得上查办袁世凯，恨不得马上把这支新军变成自己手里的王牌势力，当然也要把袁世凯牢牢抓到手中。于是，荣禄在慈禧面前极力替袁世凯说好话，对新军大加赞扬。

　　如此一来，袁世凯非但没有获罪，反而得到朝廷慰勉，于1897年擢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次年，“新建陆军”与甘肃提督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划归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统一节制，统称为“北洋三军”，袁世凯的新军果然成为荣禄手中的一张王牌。

　　岂料，戊戌变法开始后，帝、后两党分歧越来越大，已形同水火，势不两立。1898年9月14日，光绪的处境已十分危急，“帝位且不能保”，于是，给康有为等人写密诏，要他们尽快拿出应对计策。但这些维新派人士手里无一兵一卒，要对付慈禧的保守派绝非易事。于是，他们想到了袁世凯。

　　袁世凯早在朝鲜时，便与欧美使节多有来往，对西方事物多有接触，并于1895年曾上书变法，是个锐意维新的人物。因此之故，他与康有为等人来往密切，共同语言颇多，也曾参加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康有为将袁世凯推荐给光绪帝，想以其手中的新建陆军为奥援。

　　1898年9月16日、17日，光绪帝两次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并赞扬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好，办的学堂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的事。”意思是说，以后袁世凯可以不受荣禄节制。袁世凯受此恩宠，表现得受宠若惊，连磕响头，但此时他心里却是忐忑不安。他虽支持维新，却不想卷入帝、后之争，他深知光绪帝的势力无法与慈禧太后的势力相抗衡，没有把握的事他是不愿去做的。但他不敢拒绝皇上，只好佯装答应，准备回去后再从长计议。

　　岂料，18日晚，谭嗣同突然来到袁世凯在京郊法华寺的住所。由于事态紧急，谭嗣同开门见山，将守旧派大臣怂恿太后发动政变，废黜皇帝的阴谋告诉袁世凯，然后说：“现在皇上大难临头，不能再等了，我们已经决定先杀荣禄，再包围颐和园，逼太后交权，以促使变法成功。”

　　袁世凯大吃一惊，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袁世凯毫无思想准备。凭荣禄对他的提携，断不会做出杀荣禄的事情。即使他不念及荣禄的知遇之恩，也不会冒失去这座靠山的风险。见袁世凯不说话，谭嗣同又鼓励说：

　　“你办好这件大事，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事成之后，直隶总督非你莫属。”

　　袁世凯自然能掂出此事的风险有多大，他不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直隶总督”冒此风险。就眼下情形而言，京畿一带的“北洋三军”都由荣禄节制，仅董、聂两军便各有数万人，荣禄还掌有绿营兵几十营，京城内尚有旗兵，而他的新建陆军仅有7000余人，力量如此悬殊，就算杀掉荣禄，也毫无胜算可言。

　　“我看时机尚未成熟。”袁世凯搪塞说，“不如等皇上到天津阅兵时动手，那样或许有些把握。”

　　谭嗣同无奈，只好答应。但这只不过是袁世凯的托词，他根本不会为皇上和这几个赤手空拳的书生去冒险。至于是否告密，一时颇费踌躇，他打算再看看风向。据说他当天夜里即赶到庆王府，求见庆亲王奕，想从庆亲王那里摸摸底细。

　　9月20日，袁世凯返回天津，第二天去总督衙门拜谒荣禄。不料，却得到一个万分震惊的消息：慈禧已于20日成功发动“戊戌政变”！

　　原来，当时正逢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中国，康有为向光绪帝大力推荐伊藤博文，而朝廷很多官员奏请光绪帝留伊藤在北京为顾问官，以便请其赞助新政。慈禧不担心维新派上书言事，却担心他们掌握武装、与外国势力联合。9月19日，慈禧得知光绪帝将于第二天会见伊藤博文，顿时怒不可遏，立刻传下懿旨，以皇帝生病不能处理朝政为由临朝训政，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并于21日以光绪帝之名发布“训政”诏书。

　　事态发展之快，让袁世凯措手不及。想到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袁世凯不寒而栗。倘若此事被康有为等人供出，自己岂不遭塌天大祸！为了保住个人身家性命，袁世凯当机立断，将慈禧、荣禄尚不知道的维新派“杀禄围园”、劫持太后的兵变密谋和盘托出，并申明自己的忠心和立场。

　　此前，荣禄听说袁世凯被光绪帝召见并提拔，对袁世凯起了些猜疑，可听到袁世凯的“告密”，相信他并非自愿参与其中，也并无兵变的打算，因此对袁世凯依然信任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