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鲁军阀张宗昌“三不知将军”的是与非02

　　事后，在李景林的劝说下，张宗昌和郭松龄表面上握手言和，张宗昌、郭松龄、李景林还和张学良结拜为兄弟，决定以后同心协力，为奉系效力。但郭松龄事后却说：“和效坤那小子结拜，并非我本意。”由此可见，两人矛盾并未消除。

　　张作霖对张宗昌此次表现非常赞赏，认为张宗昌的部队讲义气，能打硬仗，具有正规军所没有的气魄，从此将张宗昌部视为亲兵，不仅补发了张部四个月的军饷，还提供了大量qiangzhi、军需品，并将其番号改为奉军陆军第三混成旅。

　　1924年9月15日，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率22万大军向九门口、山海关、热河扑来。张宗昌充当先锋军，首先进军热河地区。由于此地是直军防御最为薄弱之处，趁着直军援军未到，张宗昌顺利而迅速地完成使命，为奉军在此次战争中开了个好头，并因功被提升为奉天暂编第二师师长。

　　接下来，张宗昌继续南下，向长城冷口方向前进，于10月初在玉麟山遭遇直系董政国部的阻拦。玉麟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董政国部又是直军中精锐部队，士兵对战法都有研究，显然这是一场硬仗。好在张宗昌部实力雄厚，不仅拥有王翰鸣等一批优秀参谋人员，还有日本军事顾问为他出谋划策。加上张宗昌的武器先进，拥有13门七七山陆炮、一门七五山炮、20门八二迫击炮以及几门土炮等。凭借这些，张宗昌与董政国部激战十多个昼夜，终于攻克玉麟山。其间，参谋长王翰鸣在箭不容发之际，以一纸密令调兵解除后路危机，为玉麟山之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下一个目标就是冷口了，此地位于直军后方，若能攻下此地，便能对直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张宗昌率部急行军四五日，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此时正好看到几片羊群，立刻扑上去，一通宰杀烤熟，接着便是狼吞虎咽。

　　此时董政国部已抢先在冷口构筑了纵深七八里的防御工事，最前面是地雷区，接着是鹿砦、铁丝网，后面是外壕、盖沟，加上长城高不可攀，不可能强攻，一时间张宗昌的参谋都默默无语地吃着羊肉，思考着如何智取。

　　张宗昌突然想到什么，他看看手里的羊腿，又朝着羊群眨巴眨巴眼睛，兴奋地说：“有办法了！”接着叫来几名羊倌说：“从现在起，我们不再吃你们的羊，你们把我的部队送过长城，我就让你们带着剩下的羊回家，好不好？”羊倌儿们赶紧点点头，张宗昌见他们答应，咧着嘴笑起来。

　　于是，在几名羊倌的带领下，程国瑞的两个营从冷口西边偷越长城，于夜里偷袭董政国部驻防的建昌营，董政国没有想到是张宗昌部越过长城偷袭，以为是正面战场上的奉军主力从山海关方向冲杀过来，仓皇向西南逃去，张宗昌智取冷口成功。

　　第二天天一亮，张宗昌部便登上长城，白俄军们大多第一次见到长城，叽里呱啦说个不停，还间杂地发出赞叹声，白俄军问张宗昌：“长城是什么时候建的，为什么而建？”张宗昌眨眨眼，支吾道：“唔，这个，什么时候建的……参谋长，参谋长呢？”王翰鸣听到张宗昌的声音赶紧跑了来，这才解答了白俄军的疑问。

　　攻下冷口后，张宗昌又谋划攻占滦州。10月23日，冯玉祥倒戈回京，发动“北京政变”，吴佩孚回京镇压，造成前线军心动摇。10月27日，张宗昌的部队抢占滦州车站，切断路轨后分头截击直军。此时直军已全线溃败，张宗昌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滦州，并缴获大批战利品，发了一笔小财。

　　此间颇有戏剧性的是，当部队占领车站后，张宗昌走进直军的电话室，正巧电话铃声大作，张宗昌随手拿起耳机，问：

　　“你是哪里？”

　　“总指挥部。”

　　对方所说的自然是直军的总指挥部，但张宗昌已经听出声音很耳熟，又问：

　　“你是哪位？”

　　“我是李参谋长。”

　　果然不出所料，直军总司令彭寿莘的参谋长，正是张宗昌任第一师师长驻扎江西时的参谋长李藻麟。张宗昌在江西失败时，李投身于直系，当了彭寿莘的参谋长，正是冷口战役中指挥彭部对张军作战之人。张宗昌饶有兴趣地说：

　　“你是李伯仁吧？”

　　“是！”对方很干脆地回答，又问：“你是谁，现在哪里？”

　　“我是张宗昌，现在滦州车站。”

　　这个回答，等于告诉李藻麟，直军已经兵败撤退，奉军已经占据滦州。尤其张宗昌是李的老上司，令李十分尴尬，随后挂断了电话。

　　张宗昌一直认为李藻麟是个人才，冷口之战后即指示参谋长王翰鸣：“到天津后，你设法找到李伯仁，一定把他拉到我们这个阵营里来。”

　　王翰鸣理解张宗昌求贤若渴，不念旧恶，但身边很多人持反对意见，认为张宗昌不该如此宽厚大度。后来王翰鸣派人去北京找到李藻麟，说明来意，李藻麟怀着愧疚不安的心情来到天津，面见张宗昌，张宗昌即任命他为随军参谋长。李藻麟从此忠心耿耿为张宗昌出谋划策，立下了汗马功劳。

　　占领滦州后，张宗昌挥兵向南追击，攻克芦台后，经昌黎、军粮城，直抵天津。其间，张宗昌不仅一口气接收了直军彭寿莘、董政国两部共六七万人，而且沿途大量接收直军其他投降部队及散兵游勇，一时间实力大增，控制天津后，张宗昌的部队已达十万人之多。

　　督鲁三年，督办的位子不稳

　　由于立下赫赫战功，张宗昌因此深受张作霖青睐，很快被提升为第一军军长，所有从征人员全部晋升一级，中下级军官均升为将校级，其部下们都乐得飘飘然起来，张宗昌率先控制天津，自认为直隶督办非他莫属，更是喜滋滋地对部下们许诺说：“等我当了直隶督办，给你们一人一个镇守使干，到时候，你们都可以享清福了。”

　　然而，尽管张作霖对张宗昌青睐有加，却仍然不能将直隶督办的职位送给张宗昌。这不仅因为他非嫡系出身，重要的是摆不平资格更老的李景林与杨宇霆，何况张宗昌的部队桀骜不驯，勇猛有余，却对地方上骚扰过甚，京津地区比不得其他地方，惹出争端非同小可。于是将直隶督办给了李景林。

　　张宗昌拼命立下头功，却没能得到一块地盘，气得破口大骂。这时，王翰鸣从旁边提醒他说：“咱们军队军纪一向败坏，此番进津更是抢了一路，被百姓们称作‘三光’部队，也难怪不让你当督办。”张宗昌听后，闭嘴不骂了。

　　没有地盘，10万多军队无从安置和发展，张宗昌采取李藻麟的建议，先与李景林联合，求得暂时安身。本来李景林督办之位尚未坐稳，担心张宗昌不服气会采取武力行动，没想到张宗昌凭借强大的军事后盾，帮助赶走处处掣肘他的直隶省长杨亦德，因此对张宗昌心怀感激，使其成为直隶第二主人。

　　尽管如此，寄人篱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正当张宗昌巴望着争取一块地盘的时候，张作霖便给他送来了这个机会。其实张作霖对此不是没有考虑，但为了向南扩张，离不开张宗昌这支劲旅给他冲锋陷阵。直系战败后，张作霖等人请出皖系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1924年12月11日，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被免职，皖系卢永祥被任命为苏皖宣抚使，张作霖令张宗昌护送卢永祥南下就职，然而护送是假，张作霖想要染指长江流域是真，张宗昌的任务便是打退齐燮元，借机扩张。

　　张宗昌以为争取地盘的机会终于来到，异常兴奋。由于山东督办郑士琦为皖系人物，因此张宗昌护送皖系卢永祥“借路”非常顺利。通过山东后，接下来就要过徐州，徐州镇守使陈调元是直系齐燮元手下大将，但也与张宗昌为莫逆之交。当年张宗昌在冯国璋的江苏都督府任职时，陈调元是冯的宪兵司令，张宗昌为朋友向来挥金如土，其间为陈出钱娶了上海名妓花四宝做姨太太，两人交情匪浅。闻听张宗昌南下，陈调元立刻将军队调出徐州，退往砀山、丰沛一带。张宗昌遂得以兵不血刃占领南京的门户——徐州。

　　接下来，张宗昌以白俄军为先锋，白俄军坐在铁甲战车里，一手拿枪一手拿酒，不要命地向前冲，齐燮元部没多做抵抗便弃城而逃。1925年元旦，张宗昌进入南京，随后一路势如破竹，直攻到无锡。1925年1月28日，齐燮元通电下野，次日，张宗昌即进驻了上海。

　　张宗昌本以为这次江苏督办非他莫属，于是在上海花天酒地，等待张作霖控制的段祺瑞zhengfu的委任。然而，晴天一声霹雳，张宗昌被任命为苏皖鲁剿匪总司令，驻扎徐州。这意味着他再次与督办无缘。张宗昌的部下顿时炸成一锅粥，骂骂咧咧表示对这一任命的不满。

　　但这次，张宗昌的反应令所有人大出意外。他不仅没有破口大骂，反而表现得异常平静，老老实实地整理队伍开赴徐州。一到徐州，张宗昌便带着厚礼前往奉天，看望张作霖。一进门，张宗昌即立正行礼：“报告，苏皖鲁剿匪总司令张宗昌到。”

　　张宗昌向来大大咧咧，粗鲁不文，尤其不喜欢繁文褥节，而在张作霖面前如此有规有矩，完全是三年前张作霖“调教”的结果。当时张宗昌平定高、卢叛乱后回到奉天，还没到张作霖的办公室就大声喊道：“老爷子，效坤回来了……”张作霖见他如此没有规矩，不由得拍案而起：“出去，你还算个军人吗？当在你家呢？给我重进！”张宗昌蓦然一惊，赶紧立正、转身、出门，然而再立正、转身、进门，进门后又立正、行礼，一板一眼地说：“报告，张宗昌到。”

　　从此，张宗昌到张作霖的办公室，一直沿用这一模式。但眼下，张作霖反倒希望张宗昌随意一些，像在家人至亲面前无拘无束。张宗昌一次次建立战功，却一次次没有得到地盘，但依旧对张作霖忠心耿耿，令张作霖心怀愧疚，如今又见张宗昌带厚礼来见，更有些不好意思。

　　张作霖热情地将张宗昌迎进屋里，说道：“唉，这几个月委屈你了，我也有难处。我已经想好了，把山东给你，怎么样？”张宗昌没料到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立刻喜上眉梢，对张作霖千恩万谢。

　　1925年5月7日，张宗昌抵达济南就职，至此，张宗昌费尽周折，终于圆了督办梦，在这块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地盘上，张宗昌尽情地安插亲信，横征暴敛。

　　但好日子没过多久，战事又起。6月13日，张作霖借口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派奉军进驻上海，任命邢士廉为上海警备司令，8月25日又任命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如此一来，已获得浙闽两地的浙江督办孙传芳的利益受到威胁。10月15日，孙传芳通电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向奉系宣战。

　　由于奉系在江苏只有两师兵力，杨宇霆“识相”地主动北撤，孙传芳只用一天，便占领了上海、南京。为了抵抗气势汹汹的孙传芳，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南下阻击孙传芳。10月21日张宗昌率部赴徐州，部署三道防线抵御孙传芳。10月31日，孙传芳针对张宗昌的防御，向蚌埠、宿迁、永城以北扑来。

　　久未经历败仗的张宗昌此次遇到了劲敌。战争开始时，张宗昌以第二军军长施从滨为前敌总司令，乘铁甲车亲自指挥作战，以白俄军为前锋，与孙军马葆珩团在任桥、固镇一带相遇并发生激战，白俄军凶猛残暴，将马葆珩团包围后，以挖眼睛、割鼻子等残忍手段杀害了马葆珩团50人，不料此举激发了马葆珩团的潜力，他们没命地攻击白俄军，最终活捉了300多名白俄军。

　　与此同时，孙传芳还绕到奉军后面，破坏铁路，阻断奉军后路，使得奉军腹背受敌，最终施从滨被杀，而张宗昌引以为傲的白俄军全军覆没。张宗昌对孙传芳恨得咬牙切齿，他决心为施从滨和白俄军报仇，然而几次亲临前线指挥，均不能挽回败局，不得不于11月6日挥泪撤回山东，孙传芳占领徐州后，也停止了前进。

　　回到济南后，张宗昌仍不得安宁，先是吴佩孚派靳云鹗与驻防河南的国民军岳维峻部乘张宗昌兵败徐州之际，夹击山东；接着在山东不得势的夏蒲斋等人联络青岛胶澳护军使张怀斌等人意图趁乱取张宗昌而代之，张宗昌一个头两个大，好不容易击退外敌，平定内乱，重新坐稳山东督办之位。

　　这时，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军天津，直隶督办李景林丢了天津后跑到济南向张宗昌求援，张宗昌立即同李景林组成直鲁联军，杀进天津。1926年3月下旬，张宗昌的部队占领天津，其部下褚玉璞被任命为直隶督军，张宗昌被封为“义威上将军”。

　　当张宗昌终于巩固了山东督办之位，用心经营着山东地盘的时候，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张宗昌的噩梦也随之开始了。

　　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横扫着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吴佩孚兵败逃往四川，一些地方军阀纷纷倒戈投靠蒋介石。当北伐军将枪口对准孙传芳的时候，张宗昌与张作霖同样感到面临的危机。为了对抗北伐军，张宗昌与孙传芳这对昨日战场上的冤家不得不冰释前嫌，联手合作。11月29日，孙传芳、张宗昌以直、鲁、豫、苏、皖、赣、浙、闽、陕、晋、察、热、绥、吉、黑15省区联名的形式，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就职，任命张宗昌、孙传芳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同时命令张宗昌南下援助孙传芳。

　　此时，孙传芳的部队因为连吃败仗，已被北伐军吓破了胆，几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张宗昌调集17万大军，于1927年初南下，兵分两路接替孙军。一路由褚玉璞率领，进驻沪宁一带；一路由张宗昌亲自率领攻占安徽。然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仍然没有摆脱孙传芳连吃败仗的命运，沪宁一带先后被北伐军攻下，张宗昌在安徽与已倒戈的马祥斌部激战三个月，未取得进展。最后马祥斌在北伐军的配合下，挫败张宗昌的进攻。张宗昌不得不退回济南，以直鲁联军全面溃败结束了此次南下作战。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分裂，发生武装冲突，蒋介石不得不抽调兵力与武汉对抗。张宗昌、孙传芳乘机反攻，一举收复藤县、临城、台儿庄等地。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安国军zhengfu海陆军大元帅，任命张宗昌为第二军团军团长，孙传芳为安国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两人乘胜追击，7月连克徐州、蚌埠、浦口，将北伐军逐回长江南岸。8月，孙传芳渡江南下，准备进攻南京。张宗昌在陇海线上与冯玉祥展开恶战。然而好景不长，8月底孙传芳在“龙潭战役”中一败涂地，10月底，张宗昌在兰封一带大败而归。

　　遭遇北伐，错失了投诚良机

　　1928年4月，二次北伐开始后，北伐军很快逼近济南，张宗昌不得不放弃山东这块地盘，向直隶逃去。张宗昌以为褚玉璞是他的手下，褚玉璞的地盘就是他的地盘，所以到达直隶后对褚玉璞说：“我把山东赔光了，来到你们直隶，我是在这里吃劳金。”

　　劳金是买卖人的口语，意思就是自己的商号倒闭了，到联号吃伙友，和吃自己的劳动力一样。张宗昌到了直隶仍摆出“老大”的架势，令褚玉璞很不高兴。常言说“一山难容二虎”，两人在权力和财政上难免发生争执。有一回，褚玉璞打算出门，刚上车便遇到王翰鸣来访，他把王翰鸣拉到车里，问：“你看督办会不会枪毙我？”王翰鸣赶紧说：“哪有这回事，你不要听信谣言。”由此可见张宗昌与褚玉璞关系之紧张。

　　随着奉军前线连连溃败，张作霖于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撤离北京。会上，张作霖令张宗昌退守热河，张宗昌一听不让他进东三省，心中顿生一股火气，负气说：“我不退，我掩护大军，死守津京。”

　　不管张作霖做此决定是出于何种考虑，在张宗昌看来，都是对他不信任的表现。他对张作霖忠心耿耿，为他出生入死，仍不能换取他的信任，心中无比愤懑与悲哀，冲动之下，为表示自己的忠心，大义凛然地提出掩护奉军后撤，死守京津。但事后却很是后悔，无奈话已出口，也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也正是这一冲动，加速了他的最终灭亡。

　　就在这个时候，张宗昌的老上司李征五突然来到天津，登门拜会张宗昌。自从1911年跟随李征五从海参崴回到内地，张宗昌对这位将自己扶上战马的老上司，历来敬重有加，甚至是言听计从。他亲自到车站迎接李征五，并设盛宴热情款待。席间，李征五道出此次来访目的：

　　“我是受蒋委员长之托而来，蒋委员长对我承诺，只要你愿意接受南京国民zhengfu的改编，改悬青天白日旗，直鲁两省仍归你统辖。事到如今，你可要抓住这个机会！”

　　张宗昌沉默半晌，他知道这是个扭转败局的机会，尤其在张作霖不信任的情况下，他本应借机投蒋，但是，这个一辈子大大咧咧的粗人，在这个特殊的时候想问题却十分细心，他说：

　　“我这一辈子做过很多错事，最让我后悔的一件，就是背叛陈英士……我在落魄中投靠了张老帅，这些年我的一切都是张老帅给的，不管最后结局怎样，我都不能背叛他。”

　　“我了解你的为人，可这不是个人恩怨问题，是顺应潮流，许多人都走了这条路。”

　　李征五仍试图说服他，但张宗昌主意已定，李征五只好无功而返。

　　6月3日凌晨，张作霖乘火车返回奉天，张宗昌亲自到北京送行，对张作霖的离去十分眷恋。前程渺茫，不知出路在哪里，怀着沉重的心情登上张作霖的火车，到天津才下车。他恋恋不舍地望着火车驶出天津站，却不料在6月4日凌晨抵达奉天前，张作霖的专列在皇姑屯车站附近被炸。

　　消息传来，张宗昌为之大恸。虽当时据传张作霖只是身受微伤，精神尚好，但在张宗昌看来，就凭张老帅那样一个小身体，即使那一震，怕也是难以抵挡。6月21日，果然噩耗传来，张宗昌忍不住痛哭失声。

　　此时张宗昌已经退出天津，向山海关方向行进。离开天津时，张宗昌的一些部下拒绝开拔，选择了投靠蒋介石。抵达滦州时，张宗昌的队伍只剩下四万人。在如此众叛亲离的处境下，张宗昌越发万念俱灰，深感自己已是英雄末路。抵达滦州后，张宗昌为张作霖搭设祭堂，披麻戴孝，天天上祭，痛哭不止。

　　恰在此时，张宗昌得知张学良决定东北易帜，立刻致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加入东北易帜，请求返回东北。然而，张学良对张宗昌并不信任，生怕他回到奉天对自己在东北的统治造成威胁，回电说军饷紧张，只能给他一个师的编制，师长为褚玉璞。

　　“这明摆着是让我离开部队，我为他张氏父子出生入死，如今山穷水尽，他竟然不肯收留我，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张宗昌盛怒之下，开口大骂。

　　但张宗昌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四万军队走向灭亡，只好再次请求张学良，给他四个师的编制，将他的四万军队全部收编。张学良不仅坚决拒绝，同时加强了对张宗昌部的军事防御。张宗昌极度愤怒之下，表示将以武力抗争。属下将领个个摩拳擦掌，表示要与张学良拼个你死我活，上下同仇敌忾，向山海关的奉军展开猛烈进攻。

　　此时，国民革命军白崇禧正对张宗昌虎视眈眈，积极备战，准备一举拿下滦州。9月2日，白崇禧在天津誓师东征，使得张宗昌背腹受敌，走投无路之下，张宗昌派代表到唐山晋谒白崇禧，提出投诚的请求，但为时已晚，白崇禧不予理睬。张宗昌只好又向张学良请求停战，表示答应张学良之前的改编要求，但最终因张宗昌和褚玉璞部下意见不统一，未能实现。

　　9月19日，白崇禧部与奉军对张宗昌发起全线总攻，张宗昌部在两面大军的夹击下，斗志全无，很快溃不成军。张宗昌见大势已去，于9月21日带亲信数人来到滦河边，掏出随身携带的一颗汉代图章，反复抚摸上面的“宗昌”二字。这枚图章跟随张宗昌多年，每当下达军事命令时，张宗昌都会用它盖一个印，这是张宗昌使用多年的军事专用章。但现在，悲愤绝望之中，他将这枚汉印远远地抛进滦河。

　　随后，张宗昌与亲信换上便衣，乘一只小渔船，渡海潜往大连。此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被白崇禧收编，至此，张宗昌一生的基业毁于一旦。

　　逃到大连后，张宗昌不甘心最后的失败，开始联络旧部，伺机东山再起。当年底，蒋、冯、阎三巨头聚集平津，胶东半岛成为空虚地带，张宗昌旧部纷纷返回山东，蠢蠢欲动。段祺瑞企图利用张宗昌在山东的优势，控制山东全部，再图大举，派亲信赴大连与张宗昌联络，任命张宗昌为“入鲁军第一统帅”。

　　1929年3月，张宗昌率纠集起来的旧部，从烟台登陆，杀回山东，企图利用山东旧部东山再起，但最终失败，他多年的部下褚玉璞也在此战中被杀，张宗昌再次逃回大连。由于蒋介石两度命令全国通缉张宗昌，1929年夏秋之际，张宗昌不得不东渡日本，过起流亡生活。

　　张宗昌以每月2000多日元的价格租下日本别府的“昭和园”别墅，别墅位于温泉区中，依山面海，景色宜人，适合休养身心。但张宗昌在此却屡受打扰，日本朝野人士纷纷上门对其进行收买拉拢，表示只要张宗昌愿意同日本合作，便协助他回国东山再起。张宗昌虽然想东山再起，但也不想做汉奸，只好与日本人周旋。在与日本人接触中，张宗昌得知一些日本伺机侵略东北的军事秘密，暗地里将这些情报报告给张学良，希望对东北抗日有所帮助。

　　张宗昌一向喜聚不喜散，对朋友、部下出手阔绰，挥金如土。自己又全无金钱概念，而他本人并没有什么积蓄。东渡日本时本来追随者甚多，后来又有许多人去看他，这些人在日本的一切开支全部由他支付，因此，他在日本第一年便花去上百万元。

　　后来张宗昌的生活全靠朋友、部下接济，张作相、陈调元、孙殿英等全都给予过大量资助，张宗昌的日子过得依然十分窘迫。有一次张宗昌向老朋友许锟求助，而许锟的钱全掌控在他家老太太手里，很难要出，最后总算勉强凑了3万元给张宗昌汇去救急，张宗昌曾感叹道：“许锟这3万元，是我平生花的最珍贵的一笔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张宗昌的母亲变卖了部分家产，凑够10万元，亲自到日本将张宗昌接回大连。此时张学良驻节北平，张宗昌逃亡时被南京zhengfu查封的两处房产，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已物归原主。为了感谢张学良，张宗昌令参谋长李藻麟陪同母亲到北京面见张学良，此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即提醒张学良密切注意日军动向，因为张宗昌通过与日本人交往，感到日军正蠢蠢欲动，欲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

　　1931年9月8日，张母和李藻麟抵达北平，住到张学良安排的六国饭店，直到9月18日中午，才得以面见张学良。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设宴招待二人，同时请来张作相夫妇、万福麟夫妇作陪。

　　席间，先是张母对张学良为张宗昌要回房子表示感谢，接着，李藻麟说明来意：“效坤让我转告您，日军近期可能会对东北出兵，请您务必提高警惕。最近大连街上多了许多穿和服的年轻人，这些人换上军装就是兵，我们怀疑他们正是日本人增派到中国的军队。”

　　张学良听了却不以为然，以轻蔑的口气说：“小小日本，何足为患，有国联组织存在，它敢出兵东北！就算真的吞掉东北，国联也会让它乖乖吐出来。”

　　但令张学良始料未及的是，当天晚上，日军便在奉天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身在大连的张宗昌被怀疑同日本人达成合作，为了打破流言，在取得张学良同意的情况下，张宗昌于11月3日离开大连，前往北平。途中，无论在天津塘沽港口，还是在天津火车站、北京火车站，张宗昌都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军政界的欢迎自不必说，民众团体尤其是学界人士的欢迎，令张宗昌深感意外。张宗昌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决不当汉奸，因此得到抗日情绪高涨的民众的热烈欢迎，他们甚至强力推荐张宗昌出任华北抗日联军总司令。

　　拒绝落水，却落入ansha陷阱

　　1932年2月，东北四省中已有三省首脑投靠日本人，日军见时机成熟，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并着手准备对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进行收买拉拢。此时，热河是东北军的最后阵地，守住热河，即守住了关内外之间大门，进可收失地，退可保华北，为了保住热河，张学良于1932年夏在北平召开华北各省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张宗昌、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作相、山东省zhengfu主席韩复榘等人均到场。张学良有意令张作相负责保卫热河，但张作相手中无军队，便令张宗昌率驻扎山东的孙殿英部协助张作相，同时让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负责解决孙殿英部的军械问题。

　　韩复榘作为山东省主席，一直密切关注着张宗昌的动向，生怕张宗昌到山东与自己抢地盘。当时韩复榘的老上司冯玉祥正在泰山隐居，两人经常往来。冯玉祥多次与张宗昌作战，虽有胜有败，但对张记恨颇深，他对韩复榘说：“如果张宗昌当上抗日联军总司令，他拉着队伍南下，你在济南还能待住吗？”怂恿韩复榘除掉张宗昌。

　　冯玉祥之言正是韩复榘之忌，如今张宗昌要重掌孙殿英部，孙殿英本就是张宗昌部下，后被蒋介石收编，这让韩复榘心中警铃大作，对张宗昌更加防范和仇视。

　　实际上，张宗昌并无觊觎山东之想。一方面，蒋介石已统一中国，张宗昌与蒋介石之间素有芥蒂，蒋介石对他的通缉令尚在，绝不会容许他东山再起；另一方面，他两手空空，既无军队也无钱，怎可能妄想回到山东，以卵击石？加上此时国难当头，他心无旁骛，只为抗战。尤其此任务是张学良所派，他更要尽心尽力做好。

　　张宗昌知道韩复榘对他心存顾虑，在韩复榘赴张府拜访时，他一再向韩复榘表示：“我这回出山完全为了抗日，绝无觊觎山东地盘的野心。”

　　韩复榘则装作相信。为了与张宗昌套近乎，韩复榘拜张母为干娘，与张宗昌结拜为把兄弟，两人的关系一下子热络起来。张宗昌此时经济拮据，想到济南交通银行曾扣下他的40万元存款，便问韩复榘能否将其提出，作为孙殿英部开拔费用。韩复榘听后大喜，正好以此为借口诱张宗昌赴济，他说：“小事一桩，但要劳烦效坤兄亲自跑一趟济南，就当是回家乡看一看吧。”张宗昌不疑有他，当即答应抽空赴济。

　　韩复榘回到济南后不久，即发来电报，请张宗昌赴济共商抗战事宜，同时办理提款。张宗昌感到盛情难却，决定赴济。但他身边的人纷纷提出反对，李藻麟第一个站出来阻止说：“济南万万不能去，韩向方（韩复榘字）诡计多端、心狠手辣，早已把你视作他称霸山东的障碍，此次约你赴济，恐怕没安好心。”

　　张宗昌的母亲也不同意张宗昌前往，求助于在北平居住的吴佩孚，以及寓居天津的孙传芳，请他们劝阻张宗昌。吴佩孚当即来到张府，直言不讳地说：“韩复榘阴险，所以济南不能去，去了只有死路一条。”

　　张宗昌是大来大去之人，根本没想到事情有那么复杂，他满不在乎地说：“向方是我兄弟，为什么要害我呢？”

　　却不知冯玉祥和韩复榘此时已经谋划好除掉张宗昌的计划，并征求了蒋介石的同意。蒋介石虽没想过杀掉张宗昌，但也不反对冯玉祥和韩复榘除掉他。

　　吴佩孚一连几次上门劝阻张宗昌，孙传芳也从天津赶来，张宗昌见众人劝阻，索性带上金寿良、刘怀周、程伯容、徐晓楼几名亲信悄悄离开了北平。

　　一看张宗昌离开了北平，张母立刻给张学良打电话，张学良又打电话联系了张宗昌的心腹部下、居住在天津的林宪祖，请他务必阻拦张宗昌。于是，张宗昌抵达天津时，便有林宪祖上车劝阻一幕，但张宗昌却不耐烦地说：“你跟随我多年，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去趟济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林宪祖劝阻不成，赶紧回报张学良。张母得知后气得直跺脚，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让人立刻给济南发电，称：老太太急病速归。张宗昌是个大孝子，张母知道收到电报后张宗昌一定会立刻返回北平，却不知能否使张宗昌幸免于难。

　　9月2日，张宗昌一行人抵达济南，韩复榘派代表程希贤、石友三前去迎接。在二人的陪同下，张宗昌与韩复榘会面。此时，张宗昌已接到张母来电，虽猜到母亲可能是骗他，仍决定次日返回北平，所以一见到韩复榘便进入正题。两人的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当天便商定一切。

　　9月3日，张宗昌决定乘坐下午6时25分的京浦202次快车离开济南，中午韩复榘又设宴款待张宗昌。宴席上，石友三对张宗昌随身携带的一支最新式德国造左轮shouqiang表现出极大兴趣，张宗昌二话不说便将shouqiang赠予石友三，却不知这正中了韩复榘的圈套。

　　下午6时许，张宗昌一行人赶到济南车站，6时22分，张宗昌登上火车，当他回身与送行之人挥手道别时，人群中突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射到张宗昌身旁的车门框上，张宗昌大叫一声：“有刺客！”即向车厢内跑去。

　　杀手紧接着跳上火车，向车厢内追去。张宗昌想拔枪回击，这才想到shouqiang已送给了石友三，一时懊恼莫及。张宗昌跳下车，杀手也跟着跳下车，刘怀周带着几名卫士紧随其后。这时，躲在车站暗处的另一名杀手向张宗昌射击，却一枪将刘怀周击毙。

　　张宗昌仍在夺路而逃，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火车站上到处埋伏着军队，他已插翅难飞。当他逃到三站台第七岔道时，被预伏在四周的军队用一阵乱枪击倒在地，其中一颗子弹击中头部。

　　张宗昌倒地后，尚有一丝气息，其亲信金寿良赶到，抚着张宗昌的躯体，一边哭，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吩咐随从：“快，快给济南医院打电话，叫他们立即派救护车来！”

　　然而张宗昌身中数枪，很快便断气了。张宗昌的尸体被运送到医院后，医生为他取出子弹，缠上纱布，只留出面部。

　　张宗昌被刺杀的消息很快传到北平张府，府里上上下下哭声一片。张家人为张宗昌订制了价格昂贵的楠木棺材，由张宗昌从前的承启处处长王金钰与他的大太太袁书娥等人赶赴济南，将张宗昌的遗体入殓。他们给张宗昌缠满纱布的遗体穿上大将军制服，套上马靴。又在棺底撒上含有沉香的锯末，铺上丝绵，丝绵上覆盖紫色缎褥，一头放上缎枕，将张宗昌的遗体移入棺内。张宗昌一只手握玉器，一只手握空枪，身上覆盖紫色缎被，然后才盖上棺盖，但没有钉死，直到张宗昌的遗体运抵北平，张家人见过张宗昌最后一面，才叫人钉上棺盖。

　　张家人在香山购置一块墓地，请来北平负有盛名的永盛杠房为张宗昌料理后事。永盛杠房用48人抬棺，为张宗昌举行了颇具声势的葬礼。张宗昌下葬后，张家人在墓地周围植满松柏树，建起石牌坊，并建造了三间房屋，雇佣当地一对夫妇在此守墓。

　　张宗昌在济南车站被刺后，韩复榘立刻假惺惺地派人将车站包围，而两名sharen凶手（张宗昌并非死在这两人枪下）根本没逃，其中一个人高声喊着：“我是郑继成，我是郑金声之子，我杀张宗昌，是为父报仇！”

　　郑继成的叔父郑金声是冯玉祥的部下，被褚玉璞杀害。而郑继成从这一刻起，也就变成了郑金声的儿子！就算真的是为叔父报仇，张宗昌仅来济南一天，郑继成又如何得知张宗昌离济的准确时间呢？

　　这正是冯玉祥与韩复榘的精心策划，用30万元的报酬，将郑继成变成了郑金声之子，也变成了刺杀张宗昌的凶手。是冯玉祥帮韩复榘选定的这个人物，让他打着替父报仇的名义刺杀张宗昌，以便在事后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

　　而与郑继成站在一起的另一名杀手，则是青帮中人陈凤山。刺杀张宗昌的第一枪，就是陈凤山射出的，击毙刘怀周的那一枪是郑继成射出的。此次ansha活动由时任济南警备司令的程希贤为总指挥，而程希贤与韩复榘都曾是冯玉祥的部下，同是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

　　郑继成被抓捕前后，大肆宣扬张宗昌的“劣迹”，树立自己为父报仇的孝子形象和为民除害的光辉形象。他曾发表“杀死国贼为父报仇”、“刺杀张宗昌之经过”等诸多文章，其中编造的张宗昌因被国人唾弃，死后尸体停放火车站，给5000元无人肯抬的这一情节，至今仍被当作事实流传。

　　与此同时，一本《郑继成为父报仇》的小册子，将大肆捏造的“劣迹”当作事实扣在张宗昌头上，使之广为流传。韩复榘手下纷纷四处宣扬张宗昌祸鲁，拒不承认冯、韩二人策划谋刺案。曾被张宗昌杀害的进步记者胡信之的女儿胡玉华也借机为父报仇，以舆论攻击张宗昌，称：“张宗昌祸鲁三年，翻北海之波不足洗其恶，伐南山之竹不足罄其罪……”据说，胡玉华骂张宗昌的文章不下百篇。

　　正所谓三人成虎，加上韩复榘等人控制着官方舆论，一时间，张宗昌成为人民公敌，他的“劣迹”被各大报纸竞相渲染，真相被掩盖，造假的信息铺天盖地，一些过去不曾有过的民谣，如：“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着张督办”，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这些正是张宗昌日后臭名昭著的原因。

　　妻妾成群，难耐寂寞多下堂

　　张宗昌一生奇闻趣事颇多，这与他的性格特点及外貌特征不无关系，他也因此被人取了不少外号，比如他身材高大魁梧，坐在汽车里要蜷起身子，由于腿特别长，人送外号“张长腿”；又由于嗜赌，尤其喜欢玩推牌九，北方人称推牌九为“吃狗肉”，于是又得绰号“狗肉将军”；张宗昌性情豪爽，出手大方，对人对事都大大咧咧，不愿费脑子多想，他甚至懒得细究军队、钱财、妻妾有多少，又被称之为“三不知将军”。

　　不知妻妾有多少，听起来是个笑话，但张宗昌的女人确实不好计算，他每到一处都要找女人，且大多是妓女，这些妓女见他挥金如土便请求为她们赎身，张宗昌认为“连一个弱女子都救不了，怎能称得起男子汉大丈夫”，于是将她们纳为姨太太养起来，但对她们并无多少感情，往往过后不再过问，于是一些姨太太不甘寂寞，或离婚或出走，所以张宗昌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姨太太。

　　在张宗昌家中排得上号的女人，有一妻25妾。元配夫人贾氏是张宗昌的同乡茔里村贾永泉之女，张宗昌14岁时，便由家人做主与贾氏订亲，但张宗昌对贾氏并无感情。1916年，张宗昌在南京遭人刺杀，他本人侥幸逃脱，贾氏却遇害身亡。

　　张宗昌真正意义上的正室夫人是大姨太袁书娥。袁书娥是奉天人，身高一米七，身材苗条，相貌出众，漂亮大方。张宗昌闯关东后与袁书娥相识，1903年与贾氏结婚不久，便与袁书娥成亲，婚后两人感情极好，张宗昌每次外出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喊袁书娥的名字，待袁书娥迎出来，两人便要热烈拥抱，张家人称其是“见面抱三抱”。这一时期，张宗昌情感稳定，眼里只有袁书娥一个女人。

　　袁书娥过门后，她的妹妹袁中娥经常到姐姐家玩，一来二去，袁中娥竟喜欢上高大威猛的姐夫张宗昌。袁中娥比袁书娥小三岁，长相不如姐姐，但性格泼辣，主动追求张宗昌。

　　事发后，袁书娥恼怒万分，不许袁中娥再来张家走动，但袁中娥迷恋张宗昌，发誓非张宗昌不嫁，并以绝食七日相威胁。后来，袁中娥发现怀有身孕，不久生下一女，取名春兰。事已至此，张宗昌只得将袁中娥纳为二姨太。

　　袁中娥的到来，让袁书娥无法忍受，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经常与袁中娥发生争吵，张宗昌眼不见心不烦，干脆不回家。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张宗昌四处寻花问柳。趁张宗昌不在家，一个姓贾的瘸子猛烈追求袁书娥，袁书娥正因张宗昌和袁中娥的事气恼，见贾瘸子眉清目秀，索性和他好上，还为他生下一女张春梅。

　　张宗昌得知此事后，有意捉奸，一次外出后，突然于夜间返回家中，贾瘸子见到张宗昌，吓得魂不附体，落荒而逃，张宗昌在他身后开了一枪，贾瘸子更是吓得抱头哇哇大叫，屁滚尿流。张宗昌枪法奇准，有“神枪手”之称，这一枪故意不打中，是为了吓唬贾瘸子，果然贾瘸子从此再没敢招惹过张家人。

　　贾瘸子逃走后，张宗昌没有责怪袁书娥，袁书娥仍然掌管家事，做她实际意义上的正室夫人，但两人的感情已无法挽回。张宗昌虽未追究袁书娥，但其后放弃了对家庭的责任，从此变得风流放荡，而且纳妾无数。袁书娥受此冷落，性情变得越来越古怪，她痛恨周围所有人，特别是张宗昌后来纳的姨太太和她们的子女。袁书娥为张宗昌生下二男二女。张宗昌死后，袁书娥塌了天，她失魂落魄地带着自己的子女回到奉天居住，于1944年病故。

　　张宗昌的第三到第七姨太，多是妓女出身，后来均向张宗昌提出离婚，再嫁与他人。

　　其中四姨太雅仙极得张宗昌宠爱。雅仙是青楼名妓，不仅人长得极美，而且善于揣摩男人心理、讨好奉承，因此把张宗昌哄得团团转。雅仙曾对张宗昌发誓，将一生一世跟随张宗昌，张宗昌感动之余，也对她付出了真情。但雅仙却是看上了张宗昌的钱财，过门后使尽一切手段聚敛钱财，当1928年张宗昌走下坡路时，雅仙毅然提出离婚。张宗昌虽然不舍，但还是随她去了。

　　张宗昌的六姨太是其老乡的女儿，这位老乡见张宗昌发了财，非要把女儿嫁给他，被拒绝后，竟然施计将张宗昌灌醉，让女儿躺在张宗昌怀里睡觉。张宗昌醒来后大发雷霆，但发过脾气后还是将此女收做六姨太，从此便不管不问。六姨太受不了守活寡的日子，向张宗昌要了一笔钱回老家去了。

　　七姨太是青楼女子，长得小巧玲珑，皮肤晶莹剔透，很会讨张宗昌的欢心。张宗昌因此对她极其宠爱，送给她许多珠宝首饰。七姨太在1927年提出离婚，张宗昌难过之余只好成全。后来七姨太嫁给天津国民饭店的老板，与之相携至老。

　　八姨太安淑义是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的本族侄女，被人贩子拐卖，到张家做了侍女。张宗昌得知她的身世后，将她纳为八姨太。安淑义身高一米五八，相貌端庄，性格温柔，待人宽容。安淑义为张宗昌生下一女春绥，张宗昌死后，她和女儿被治丧善后委员会安置在石老娘胡同的宅子里居住，靠做女红为生，经常被人欺负，她则处处忍让。安淑义重视女儿的教育，即便食不果腹，也要出钱让女儿读书。1943年3月13日，安淑义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张宗昌的九姨太富贵儿是个杂技艺人，一米五八的个头，小巧轻盈，是张宗昌在江西时，江西督军陈光远买后赠送的。当时张宗昌身边无其他妻妾，富贵儿一时独受专宠。张宗昌死后，治丧善后委员会分给她3000元大洋，因她一生无子女，应自谋出路。但她手中积蓄颇多，随后定居天津，与一名男子同居。但这名男子对富贵儿的首饰起了歹心，富贵儿发觉后决定与他分手。

　　此时，富贵儿认识了一个30多岁的男子，该男子上过大学，为人善良正派，两人相爱不久，被富贵儿原先同居的男子得知。为了报复富贵儿，这名男子用镪水朝富贵儿脸上泼去。好在富贵儿眼疾手快，用枕头挡住了眼睛以下的地方，但脸侧面仍有大面积烧伤。随后，这名男子将富贵儿家中值钱物品席卷一空，扬长而去。而那位大学生男子不仅没有嫌弃富贵儿，还献出自己大腿上的两块皮，供富贵儿植皮。伤好之后，他们到北京找到八姨太安氏，在石老娘胡同与八姨太同住了一年，然后才迁到别处居住，两人感情稳定，相携至老。

　　十姨太祁氏，河北霸县人，因家境贫困被卖到北京八大胡同的妓院，但她卖艺不卖身。遇到张宗昌后，觉得此人乐善好施，便请张宗昌为她赎身。张宗昌一掷千金将祁氏赎回家，排名为十姨太。她为张宗昌生下第三子张盛乐。她脑子聪明口才好，特别喜欢讲故事，张宗昌的子女们都爱围在她身边，听她讲各种各样的有趣故事。

　　张宗昌遇刺身亡后，她和儿子被安置在石老娘胡同居住。她平时除了有抽大烟的嗜好，生活十分节俭。1941年除夕，日本宪兵闯进她的家里，将19岁的张盛乐抓走，一年后，张盛乐又被送回家中。然而，他走进家门时，祁氏被他的模样吓呆了，他身上、脸上全是泥污，耳朵里、鼻子里还有辣椒面的残迹，两只手肿得老高，手指根部发黑溃烂，这是被电击后的症状，连他的生殖器上都有被线勒的痕迹。祁氏见儿子被日本人折磨成这样，抱着儿子痛哭不止，却发现儿子只会傻呵呵傻笑，竟然已经疯了。遭此变故，祁氏忧愤成疾，于1944年病故。

　　十一姨太的情况和六姨太有些相似，只不过她是东北人家的女儿，她父亲的手段比六姨太的父亲更甚。当时张宗昌公干路过她家，她父亲便缠上张宗昌，非要把17岁的女儿嫁给张宗昌。可当他把女儿叫出来一看，只见她又扁又尖的脑袋没有后脑勺，一对三角眼上横着两道八字眉，嘴角耷拉着嘴唇外翻，奇丑无比，张宗昌吓得夺门而去。

　　张宗昌本以为跑掉就没事了，不料他任山东督办后，这对父女竟然追到济南，硬说张宗昌和丑姑娘有了夫妻之实，他们三次找到张府，最后一次其父将丑姑娘扔下就跑。张宗昌啼笑皆非，最终还是收下了丑姑娘。丑姑娘虽然做了张宗昌的第十一姨太，但却有名无实，张宗昌从没进过她的门，她只能独守空房，张家上下都不喜欢她。张宗昌去世后，她拿到3000块大洋后回了东北老家。

　　十二姨太与十三姨太在张家待的时间都极短，十二姨太是一位艺人，嫁给张宗昌后耐不住寂寞，一两个月后就要下堂，另嫁他人。十三姨太到张家后不到一个月就要求下堂，自己另谋出路去了。

　　十四姨太是北京人，是被张宗昌赎身的妓女，美丽单纯，平日里就爱买买衣服，梳妆打扮，后来在张宗昌的帮助下，找到失散已久的母亲和弟弟，对张宗昌十分感激。然而红颜薄命，1931年她因患肺结核去世。

　　十五姨太在张家待的时间很短，不久就下堂另嫁他人。

　　十六姨太是一个唱京剧的武旦，为人忠厚老实，张宗昌的母亲对她十分喜爱，让她随侍左右。十六姨太没有孩子，张宗昌死后，拿着善后委员会分给的3000元大洋改嫁，后夫为一布贩，出身贫苦，二人勤俭持家，得以善终。

　　十七姨太、十八姨太都是怀孕时过门的，她们的孩子均非张宗昌骨肉。其中十七姨太生有一女，取名春宵；十八姨太生了一对双胞胎，她们的孩子均列在张宗昌名下。十八姨太是上海人，所以都称她是上海姨太。上海姨太长得很普通，牙齿向外凸。张宗昌死后，十七姨太带着女儿改嫁，十八姨太带着孩子回上海居住，对孩子们隐瞒了父亲是张宗昌的事。

　　十九姨太、二十姨太都是张宗昌属下所送。十九姨太卢辅义，瘦瘦高高，五官精致，为张宗昌生有一子张昭乐。张宗昌死时，十九姨太只有19岁，后来嫁给进步人士胡光麃，为胡光麃生下二子后与其离婚，再嫁后，于2000年底去世。二十姨太满脸青春痘，张宗昌由于嫌恶，从未与她同过房。

　　二十一姨太朱宝霞，是张宗昌妻妾中最有名的一个，她祖籍唐山，1914年出生，被唱三花脸的朱景贤买来做了养女，随罗万盛、张福堂学习评剧，工旦角。她6岁登台演出，12岁便可出演大戏的主角，在山东、河北一带享誉盛名。她14岁带班到上海演出，将评剧带入了江南地区。

　　14岁的朱宝霞灵气逼人，可爱至极，被张宗昌看中，并以一箱珠宝和一万块大洋从她养父那里买来做了二十一姨太。

　　入洞房那晚，朱宝霞由于害怕，抱着被子钻到床底下藏起来，害得张宗昌进屋找不见自己的“娃娃”太太，便发动全家人寻找，最后从床下揪出她时，笑得张宗昌前仰后合。

　　张宗昌很宠朱宝霞，朱宝霞想识字想学画画，张宗昌就找最好的老师教她，只要朱宝霞高兴，张宗昌做什么都愿意。自从朱宝霞过门，无论走到哪儿，见客、打仗、游玩，张宗昌都会带上朱宝霞。有一回，朱宝霞悄悄拿起张宗昌的shouqiang把玩，失手打死了张宗昌的爱马，朱宝霞吓得“哇”一声大哭起来，张宗昌赶紧跑来把她抱在怀里安慰，又搂着她，手把手教她怎么瞄准射击。

　　张宗昌的宠爱让朱宝霞越来越依赖他，朱宝霞曾形容张宗昌，“有着戳天高的个子，手大脚大，把活人当糖人捏”。她经常学着张宗昌的山东口音，将张宗昌对她说的话反过来对张宗昌说：“你是俺的小玩意儿。”不高兴时，朱宝霞便会一头钻进张宗昌怀里又打又踢，张宗昌则搂着她呵呵直笑。

　　朱宝霞曾让张宗昌发誓，绝不再到外面寻花问柳，绝不再讨小，张宗昌一一点头答应，张宗昌曾被封为“义威上将军”，就封朱宝霞是“镇威上将军”，说她是专门镇张宗昌这个“义威上将军”的。张宗昌还特意铸造了镇威金牌给朱宝霞，对她说：“你官大，我官小，小的得听大的话。”

　　因为张宗昌的过分宠爱，朱宝霞养成一副坏脾气，但也学到张宗昌的爽快、大方和讲义气。张宗昌死后，她重新登台，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评剧皇后”的美誉。后来，她嫁给唱老生的王寿贤。1951年山西临汾县工会联合会新光文工团请朱宝霞到剧团挑大梁，朱宝霞当即应允，但王寿贤不屑去小地方，两人因此闹翻。一年后，王寿贤另结新欢，并特意在端午节到山西找朱宝霞离婚，朱宝霞感到人格受辱，当场昏厥，当晚去世，终年39岁。

　　张宗昌虽曾对朱宝霞发誓不再讨小，但还是在朱宝霞之后又纳了二十二姨太和二十三姨太。二十二姨太是日本人，是张宗昌逃亡日本时别人送的，由于盛情难却，张宗昌只好收下做了第二十二姨太。1931年张宗昌回到大连后，二十二姨太因不习惯中国生活，不足20天便回日本了。

　　二十三姨太李艳红，是一位唱梨花大鼓的女艺人，1931年张宗昌在一次大宴上与李艳红相遇，遂纳之为二十三姨太。李艳红为人善良安分，梳着一条又黑又粗、长过膝盖的大辫子，以至于人称“大辫子”。李到张家时，年方20岁左右。张宗昌死后，李艳红得到3000元后改嫁。

　　张宗昌的妻妾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有东北夫人、北京夫人、天津夫人、苏州夫人、杭州夫人、徐州夫人、朝鲜夫人、日本夫人等。她们过门后有一半与张宗昌离婚，张宗昌曾为此感叹：“我这个人有什么可爱的，除了腿长还有什么？”言外之意便是这些女子是看上了他的权势与钱财。

　　张宗昌生前没有什么积蓄，到北平后，靠张学良每月提供的4000元钱生活。他本人对吃穿从不讲究，但4000元远不够一大家子的开支。张宗昌死后，只留下北平铁狮子胡同和石老娘胡同的两处房产，除此之外再无遗产。张学良、张作相等人为了妥善安置张宗昌家人，成立了治丧善后委员会，在张宗昌母亲的同意下，将石老娘胡同张府东跨院儿当给北京聚兴城银行，铁狮子胡同张府则由张学良收购，这样，张家人获得了8万元钱，用来安置张宗昌的姨太太和子女。

　　治丧善后委员会规定，凡未生育姨太每人可以获得3000元遣散费，有子女者可得5000元，但这笔钱存在北京聚兴城银行，只能支取利息，以保证子女今后的学习费用。有些姨太太在张宗昌生前聚敛了大量钱财，如今便拿了3000元远走高飞。没有积蓄的姨太太和张宗昌的母亲住在石老娘西跨院，吃的是馒头、白菜、豆腐等。偶尔嘴馋时，她们就买些小吃改善生活，比如纸盒罐头、肉松、鸭肝、鸡胗、花生肉酱等。后来，随着物价不断上涨，北京聚兴城银行里的存款不断贬值，张宗昌的姨太太们只能靠做女红，糊火柴盒，雕刻雨伞柄等工作来糊口。

　　张宗昌重女轻男，极其宠爱他的四个女儿，然而她们大都早逝。其中大女儿张春娇，爱上张宗昌的一名警卫，但她的母亲袁书娥认为警卫身份太低，有辱家门，活生生将二人拆散，张春娇愤而zisha，死时只有18岁；二女儿张春兰，因体弱多病，十几岁时便开始吸食鸦片烟，她嫁给陆宗舆的次子，1947年二人先后去世；三女儿张春婷长相极美，是张宗昌最宠爱的女儿，她嫁给开滦煤矿高级职员栾某，然因婚姻不幸而离婚，后来死于肺结核；四女儿张春绥是结局最好的一个，她出生于1922年，曾在北京大学就读，但读到大三时因家贫肄业，后来参军，转业后成为国企干部。

　　张宗昌的孙辈们散居世界各地，他们凭借个人的奋斗，活跃于政界、工商界，事业均各有所成。

　　历史评说

　　张宗昌在北洋军阀中，并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却极具特色、极富争议。张宗昌以“三不知”将军而著称，不知军队多少，不知金钱多少，不知妻妾多少。听起来足够昏庸，但若了解当时情况及张宗昌个性，便不足为奇了。

　　当时军队中普遍存在吃空额现象，张宗昌部队中尤为严重，以张氏大大咧咧的性格，不知军队多少，似在情理之中；张宗昌花钱如流水，为朋友部下一掷千金，全无金钱概念，不知钱财多少似乎也不足为奇；而他的姨太太下堂的不在少数，很多为妓女，被赎身后离去者有之，硬塞给他不曾同房，后离去者有之，耐不住寂寞要求下堂者有之，不知其数似乎也可以理解了。

　　当时，一夫一妻制的新式婚姻盛行，军阀们虽仍为一夫多妻，但都遮遮掩掩，避免公开纳妾，张宗昌公然纳妾达25人之多，必然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张学良曾评价张宗昌：“交女朋友未尝不可以，但像张效坤那种作风，未免太下流。”张学良的私生活也比较随意，他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张宗昌对每一个女人“负责到底”，给她们名分把她们养起来，对她们的去留不做干涉，似乎并不比“交女朋友”“下流”。

　　张宗昌忠实于上司，不像有些军阀，受到排挤或见上司大势已去便改换门庭甚至临阵倒戈。他唯一一次不忠是命部下刺杀陈其美，这件事令他一生痛悔。他对张作霖的“从一而终”，则使他失去投蒋的最佳时机。

　　张宗昌对部下不仅出手阔绰，而且宽厚宽容，即使倒戈，只要归来便不计前嫌。也正由于他对部下过于宽容、纵容，致使他的军队军纪极差，危害地方。这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劣迹。但不能因此将他全盘否定。他死后被宣传的“斑斑劣迹”，许多并不属实。首先他并非土匪出身，也并没有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而杀害他的郑继成因此被宣传为抗日英雄并不属实。

　　究其“斑斑劣迹”来源，概出自张被谋杀之后，《郑继成为父报仇》的小册子，其中将大肆捏造的“劣迹”扣在张宗昌头上，使之广为流传；而韩复榘的下属四处宣扬张宗昌“祸鲁事实”；曾被张宗昌杀害的进步记者胡信之的女儿胡玉华也借机为父报仇，以舆论攻击张宗昌。正所谓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张宗昌的劣迹被夸大，使之失去了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