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德烈或者安向东

　　姜友好是先认识安德烈，后来才认识娜塔莎的。安德烈比姜友好小许多岁，认识他是在北京一个朋友的家里。那时她还在部队，回京探亲，去这朋友家玩，一进门就撞上了安德烈。她倒吸一口凉气，惊住了，想，这是哪里？不是北京吗？怎么会跑出这么一个古怪的“小妖”？

　　可是，真好看啊。

　　那时安德烈也就十三四岁，个子已经很高了。从外形上看，他几乎就是母亲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他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母亲的金发碧眼，在他这里，变成了某种奇妙的棕色，说不出的一种灵动和神秘。朋友介绍说：“这是我表弟安德烈。”

　　姜友好失声叫起来：“你怎么配有这样的表弟？”

　　“嗨嗨怎么说话呢？”朋友说。

　　这朋友五大三粗，外号“李逵”。

　　安德烈应该是从小就习惯了这样的眼光，他知道在别人眼里自己是个异类。他平静地望着姜友好，说道：“我叫安向东。我是菖菖人。”他说的是那个北方省城。

　　“巧了，我就在那儿当兵，”姜友好说，“你家住哪儿？”

　　安德烈说了。

　　“不过，姐姐，我说了你也不能到我家去，你是军人，你不能去我们家。”

　　姜友好说：“现在不能去，复员转业就可以了呀。”她望着那个美少年笑了，“安德烈，就冲着你，我也得复员。”

　　安德烈有点慌了：“你是在开玩笑吧？”

　　姜友好哈哈大笑：“我当然是在开玩笑。”

　　可是她真的复员了，还没有服役期满。当然不是因为安德烈。是她实在不适合军人的生活，她天性太自由放浪。起初，当兵是父亲的意愿，而复员，则是她自己的主张。父亲没有拗过她，暗地里还是帮了忙，尽管他还未“解放”，但总还是有人脉。结果，姜友好虽然没能回到北京，但毕竟被分配到了那座城市最好的医院里。很快地，在这座城市，她就拥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有了一群朋友。

　　是她把安德烈拉进了这个圈子。

　　当然，这城市不算大，这圈子里原本也有认识安德烈的人。就像滚雪球一样，你认识我，我认识他，渐渐地，大家就滚成了一团。

　　安德烈家里没有电话，她写信约他见面，他来了，看见穿便服的她，安德烈说：“姐姐你真的复员了？”

　　姜友好回答：“当然是真的，”她指指身后医院的大门，“要不你进去问问？”

　　安德烈笑了。这是他们认识后，她第一次看见这个美少年的笑容。她觉得像是突然被阳光晃了眼睛。

　　“喂，你猜我下一步计划干什么？”她笑着问他。

　　“干什么？”

　　“等你长大，嫁给你，”她说，“让你娶我。”

　　她以为安德烈会大惊失色，会惊慌不已。可是没有。安德烈听了，认真地看着她，摇摇头：“不行，姐姐，”他说，“我不会娶你的，你千万不要等我。”

　　姜友好哈哈大笑，推了他一把：“逗你玩呢！”不过她马上感到了好奇，问：“哎你为什么不娶我呀？我不算漂亮吗？拒绝我的人，你可是第一个呀！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好看啊？”

　　安德烈笑了：“我是好看啊。很多人想当我的女朋友。可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才多大就有女朋友了？”姜友好板起了脸，“不能这么早谈恋爱知不知道？”

　　“你这么说话像我妈妈。”安德烈说。

　　姜友好笑了：“你女朋友是谁啊？说给我听听。”

　　“不告诉你，”安德烈说，“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不管将来我女朋友是谁，我都不会娶。我不结婚。”

　　这下轮到姜友好吃惊了：“为什么呀，安德烈？”

　　“我不说，”安德烈回答，“不想说。”过了一会儿他强调，“叫我安向东，这是我的名字。”

　　这美少年，他不快乐。姜友好想。她其实有点懂得他不快乐的原因。那就让他快乐起来吧。

　　当天她就带他去了一个聚会，是一个住在省府大院的朋友家。那天的来人中还真有认识安德烈的，果然是个女孩儿。他们说起学校的事，挖防空洞什么的，那女孩儿的妹妹和安德烈在同一所学校。

　　“我妹说，你们班男生欺负你，是吗？”女孩儿忽然这么问。

　　“没有。”安德烈从容地否认。

　　这个朋友的父母都不在家，刚刚去了“中办学习班”，那学习班在外地。家里没有家长，完全由着他们这些孩子折腾。那天他们煮了一大锅西红柿挂面，开了几个午餐肉罐头，炒了一大盘醋熘土豆丝，戳了两瓶白酒在桌上。大家又吃又喝又吵又闹，但安德烈始终是安静的，滴酒不沾。有人硬把酒杯塞给他，姜友好拦住了，说：

　　“他还是学生，不能喝酒。”

　　“靠，咱哪个不是当学生的时候就喝酒了？姜友好你敢说你不是？”

　　姜友好回答得斩钉截铁：“他不一样。”

　　“他是不一样，”那人嘻嘻笑着回答，“哪个苏联人不喝酒？”

　　姜友好顺手把自己杯中的酒泼到了对方脸上。

　　“姑奶奶说不能喝就不能喝。”

　　回家的路上，安德烈对姜友好说：“姐姐，其实你不替我拦着我也不会喝的，我答应过我妈妈，我妈说我外公就是一个酒精中毒的酒鬼，那是她的噩梦。

　　我妈说她嫁给我爸和他跑这么远来到这里，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男人不像苏联男人那样酗酒，尤其是那些在苏联的留学生培训生什么的，他们有纪律管着，更是模范。我爸就是没有纪律管着也不喝，他不爱酒。”他停顿了一下，“我也不爱，”又停一下，“我不能爱。”

　　“安德烈———”

　　“我是安向东，”他打断了她，“我叫安向东，姐姐。”

　　姜友好的心里，真的涌起了怜惜。城市的夜晚，黑暗而荒凉，他们同骑一辆自行车，他带着她。她默默地从后面搂住了他的腰，把脸贴在了他完美到无懈可击的脊背上。那一刻，她真觉得自己有了一个弟弟，这座非亲非故的城市给了她一个混血的、身份难堪的弟弟。她会保护他，她想。安德烈，不，安向东，我会保护你。

　　可是他出事了。掉进了防空洞里。是被人推下去的。股骨粉碎性骨折。伤愈后，瘸了。

　　瘸了一条腿的安德烈，变了一个人。

　　起初，出事时，学校把他送进了附近的一家医院，做了手术，打了钢钉。那医院从前骨科很强大，但恰逢其时，一切都不正规，手术不成功。情急之下，姜友好帮他转到了自己供职的医院，重新做了第二次手术。

　　这仍然不算是一次完美的手术。

　　姜友好天天去病房看他。就是这时候她认识了娜塔莎，也认识了安德烈的妹妹安霞。安霞比安德烈小两岁，和安德烈截然相反的是，猛一看，就是一个肤色白皙的中国女孩儿，五官轮廓完全是父亲的样子，认真看，才能看出她眼睛的颜色是深棕色的，那种接近黑色的棕，让人踏实和安心。

　　没有见过安同志。安同志在“学习班”，不能自由行动。

　　安德烈的腿打了石膏，高高吊着，固定在病床上。他沉默，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来探望他的也都是女同学，姜友好想从她们中间找出那个“女朋友”，却一无所获：她看不出异常，他对她们一样的礼貌和漠然。没人的时候，姜友好忍不住八卦地问道：“哎，哪个是你女朋友？告诉我呗。”

　　“姐姐你还真信啊？”安德烈冷冷地回答。

　　那神情和语气，让姜友好感到怪异和陌生。

　　窗外，麻雀喳喳叫着。树叶开始飘落，天凉了。安德烈望着窗外的天空，忽然问道：

　　“姐姐，我会不会变成一个瘸子？”

　　姜友好回答说：“想什么呢？你见过谁骨折了变瘸子的？现代医学治不了癌症还治不了骨折了？”

　　他嘴角轻蔑地翘翘。

　　“我有不好的预感，”过了一会儿他这么说，“要是我真瘸了，我宁愿死。”

　　姜友好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安德烈你听好了，你要再敢说这些话，你要敢这么想，我———”她恶狠狠地瞪着他，“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掐死你？”

　　他慢慢移开了她的手。

　　“听我讲个故事，”他说，“就是那年，去北京的时候，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我遇到一个女孩儿。那天车上人不多，我一上来，就看见了她，”他微微笑了，“没有人会看不见她，真美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姑娘，穿一件蓝印花布中式上衣，脑后梳一根独辫，神态就像仙女。以往，走到哪儿，我都是那个被注目的人，可是那天，她的一双黑眼睛就像巫术一样把一车人的魂儿都吸进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个比我美丽的人，一个让我呼吸不畅的人……车到了一个站，停了。她站起来，朝车门走。一车的人这时都倒吸一口气。她摇摇摆摆走着，腿有严重的残疾，一看，就是小儿麻痹后遗症，瘸得非常厉害。她在一车人的注视下走完了那几步路，一切都毁灭了，真残忍哪，也真羞耻。我就站在车门那里，因为惊愕，我都忘了给她让路，我永远忘不了她对我说‘请让让’时那种羞惭的神情……姐姐，你愿意让我变成那样？”他望着姜友好说。

　　姜友好拼命摇头：“你怎么会那样？瞎说，你根本不会变成那样。”但姜友好知道自己是色厉内荏，因为，事情很可能“是那样”，他的状况，不乐观。可她仍然嘴硬：“就算瘸了也不会那样———”

　　“那是什么样？”他笑了，“你告诉我。”

　　“你当然还是你———”

　　“安德烈吗？”他犀利地看着她，“你总是忘了我是安向东，我一直努力做一个安向东，可是我永远做不成。假如有一天我回到我母亲的故乡，在那里，恐怕也没有人把我当成一个纯正的安德烈。我只是个中苏混血儿，对吧？好在我这个中苏混血儿还算好看、漂亮，那是我仅有的一点东西，假如我连这个也没有了，那你让我靠什么活？”

　　姜友好眼睛渐渐湿了，她握住了安德烈的一只手，把它贴在自己脸上。“我不知道，安德烈，”她轻轻说，“我从来不追问，我不思考这些，为什么要思考？为什么不尊重生活的神秘感非要破解它？你破解得了吗？傻孩子，你学学我，活得就容易了。”

　　半年后，八个月后，一年后，最后一次复查结束了，所有人终于放弃了幻想，承认了那个不好的结局。

　　股骨干严重受伤缺损，加上手术的失败，安德烈的一条腿无可挽回地变短了。比起小儿麻痹后遗症那一类残疾，他瘸得不能算厉害，可是，他不是别人，他是水仙花少年。

　　他把自己关进房子里，不见人。

　　医院组织巡回医疗队，上山下乡。姜友好跟着医疗队去了南部的中条山。

　　临行，她去了一趟他家。可是，他不见她。任凭她怎样敲他家的门，他也不开。只是说：“你走吧，姐姐。”声音平静而冷漠。

　　他母亲娜塔莎追出来，说：“友好，怎么办？他要毁了。”娜塔莎突然迸出了哭声，“他开始问我要酒喝了。”

　　她们站在拥挤狭窄的楼道里，对望着，没有谁来救她们。门里，是那个绝望和无辜的、正在放弃自己的孩子，她们束手无策。她们都没有办法还给那孩子完美，神没有应许她们。楼梯旁一小扇肮脏的玻璃窗外，是彩霞满天的黄昏，流金溢彩，美如梦境，一束光涌进来，网住了轻轻哭泣的娜塔莎。姜友好默默地上前，拥抱了一下她，转身离去，她不想让那个母亲看见自己眼里的泪水。

　　一年后，等到姜友好从南部乡下回城，再见到安德烈时，她几乎没有认出他来。那是朋友们为她接风的聚会，他来了。姜友好一抬眼，看到眼前站了个陌生人：又高，又臃肿，皮肤粗糙，眼睛混浊，满脸红肿着的粉刺，浓浓的、不洁的络腮胡须，满身的酒气。姜友好惊得半天合不上嘴，许久，她小心翼翼问：“我该叫你什么？安德烈还是安向东？”

　　“随便，”他笑着回答，“哪有那么多事，爱叫啥叫啥。”

　　他用水杯喝酒，是那种玻璃水杯，满满一大杯白酒几口就光了，和人叫板时，咕嘟咕嘟一口闷，喝得凶猛而贪婪。他就这样无可救药地朝着那个酒鬼的宿命坠落。还没终席，人就像一摊烂泥一样瘫倒在了地上。姜友好想把他拽起来，朋友们就说：

　　“别管他了，每次都是这样，”他们若无其事地说，“开始大家还送他回家，时间长了，就烦了。哎，这次又是谁叫他来的？谁吃饱撑的把他叫来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摇头。

　　没人叫他来，没人找麻烦。可是这不大的城市，他们这些人相聚的地方也就这几处，他总能寻着酒味儿而来，来了，就赶不走他。一个酒鬼的自尊心算什么呢？早就让人踩成一摊烂泥了。姜友好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描述，低头望着地上的那个人，慢慢问道：

　　“不管他，就是说，就让他这么躺着？”

　　“对，就躺着呗。”

　　“那你们走了呢？你们都走了，他还一个人躺在那儿？躺在这脏地上？”

　　“那倒不会，这几个地方的服务员都认识他，他们有办法吧？大不了把他抬到门外躺着，风吹着酒醒得快。”

　　姜友好不说话了。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胳膊指着大门，轻轻说道：“滚！”

　　他们没听清：“什么？”

　　“滚！”她大吼一声，“滚———”

　　“你疯了姜友好？”做东的主人，她父亲老部下的儿子，也喊起来，“为了这么一个中苏混血儿，你六亲不认了？”

　　她随手抄起一只饭碗，朝地上狠狠一摔，碗碴飞迸：“我以后要是再和你们这群王八蛋交往，我就和这碗一样不得好死！滚！”

　　“疯子！花痴！你也不看看，他还是以前那个小白脸吗？就这死狗眉竖，你也稀罕？”

　　“啪”一声，一只碗就飞到了他脸上，登时，那额头上就见红了。血顺着眉骨流下来，流到他眼睛里，虽说店堂里除了他们这桌没几个客人，却也引起一片尖叫、惊呼，乱成一团。姜友好跳到了凳子上，居高临下，指着他鼻子骂道：“菖你妈满嘴喷粪！你瞎眼了敢欺负我弟弟！告诉你们，谁他妈以后敢欺负我弟，姑奶奶我活剥了他———”

　　那天的结局是，她的眼睛也变得一团乌青。父亲老部下的儿子一拳砸到了她的眼睛上。人们拉开了他。他也知道对一个女人动粗胜之不武。他们一群人围着那受伤的人走了，去医院包扎。她就坐在那一堆狼藉之中，等着安德烈醒来。

　　天黑了。就快打烊了。店堂里一片寂静。外面，偶尔有汽车驶过的寂寞的声音。这城市的夜晚，有种比自然更深邃的荒芜。

　　一个服务员壮着胆子走到了姜友好身边。

　　“同志，我们快下班了。”服务员说，“你试试能不能叫醒他？”

　　就在这时，一个人进来了。姜友好看见那人，“哎呀”一声，得救似的叫起来：“安霞！是你呀，你怎么来了？”

　　安霞说：“我来找我哥。”

　　“你怎么知道你哥在这儿？”

　　“我不知道，”安霞安静地回答，“我一家一家找。这个时间，他还不回来，我妈就让我们出来找他。他常去的那几家，我一家一家找，总能找到。”她望着睡在地板上的哥哥说：“找到了，就是这个样子……”

　　姜友好一阵鼻酸。

　　“嗨，你进来吧！”安霞冲着外面喊了一嗓子。一个大男孩儿应声而入，是个像运动员似的健壮的孩子。“这是我朋友。”安霞对姜友好说，“他会骑三轮车。”

　　那天，他们几个人合力把他抬到了三轮车上。安霞抱着她哥坐在车斗里，对姜友好说：“我们走了，谢谢你。”

　　一辆借来的、载货的三轮车，两个孩子，经常在这城市的夜晚，载着一个沉醉不醒的酒鬼，一个酒精中毒者，穿街过巷。男孩儿在前边骑，女孩儿则把那酒鬼抱在怀里坐在后边的车斗里。有月亮或者没有月亮，下雨或者天晴，情愿或者不情愿，没有选择。那是她哥哥。她不幸的亲人。她抱着他就像一个小母亲。

　　一周后，安德烈来了，来找姜友好。那天是星期天，姜友好在家，她开门看到门外站着的安德烈时，并没有吃惊。她默默地闪身让他进来，她知道他会来。

　　这天的安德烈，看上去，清爽了一些，至少，衣服是洁净的。他望着坐在对面的姜友好，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七天没碰酒了。”

　　姜友好没说话。

　　“可我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他说。

　　姜友好还是没说话，因为她也不知道。

　　“他们说，你为我打架了。”他看着姜友好那只瘀青还没退净的眼睛，说道，“抱歉———”

　　姜友好摇摇头：“安德烈，你该说抱歉的人，不是我，”她回答，“你最该说抱歉的，是安霞。”她这么说的时候，鼻子突然酸了。

　　“我知道。”安德烈闷闷地说，“每次去找我的，把我弄回去的，都是安霞。我爸不在，我妈不敢去找，她说，她一个苏联女人，满城跑，让别人看见，会给我添更多的麻烦。所以，也就只剩下我妹了……”

　　“安德烈，”姜友好说，“你不知道那有多让人难过……为了她，戒了吧。”

　　安德烈沉默不语。

　　隐隐地，听见了鸽哨的声音，细碎、悠扬。这城市最美的季节到了，秋天到了。天变高了，有了一种别的季节没有的空净澄明。姜友好起身，泡了两杯绿茶，端了来，说：

　　“喝茶吧，我们家乡的茶。”

　　他笑了笑，说：“不喝了，我就是来跟你道个歉，走了。”这一笑，隐约有了一点从前那个安德烈的影子，又补了一句：“不再打扰了。”

　　她没有挽留他，她真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她仍然没有足够的准备来接受这样一个安德烈。他跛着腿，走到门前，那一跛一跛的姿态，让她心痛。他握住门把手，停了一停，回头说道：“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不知道我妈妈的家乡是个什么样子，”他又一笑，说，“那茶的颜色真漂亮，再见———”

　　他走了。

　　姜友好后来想，那天，自始至终，他没有叫她姐姐。

　　那是姜友好最后一次见他。

　　“他是去跟你告别的。”杜若说。

　　“是，”姜友好回答，“可我当时没意识到。不久，他跟他妈妈说，想出去散散心，想去爬华山。他妈妈答应了，给了他钱。这一走，从此就没了音信。”

　　菜凉了，酒也凉了。少年的故事告一段落。杜若起身，热菜、温酒。她端着热好的冬瓜汤回到桌前坐下，姜友好举起了酒杯说：“添酒回灯重开宴。”

　　杜若举起杯来，回了一句：“相逢何必曾相识？”

　　“杜若你这句不对，”夏莲也举起了杯子，“姜友好可不是‘天涯沦落人’啊。”

　　杜若笑笑，望着姜友好，说：“骨子里是。”

　　姜友好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重新斟满了，郑重地举到了杜若脸前：“杜若，从今天起，不管你愿不愿意，我是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杜若没有回答，只是把杯中的酒，一口饮干了。酒使她的眼睛里波光粼粼：“姜友好，我能像安德烈一样，叫你姐姐吗？”

　　“当然可以。”姜友好说。

　　“姐姐。”杜若叫了一声。突然热泪满盈。

　　许久，姜友好轻轻说：“杜若，你喜欢安德烈吧？”

　　雪还在下，纷纷扬扬，天渐渐黑了。她们没去开灯。窗外别人屋顶上厚厚的积雪，闪着微光。杜若望向了窗外，说：“冰天雪地，他会在哪儿？”

　　“不知道。”

　　“我喜欢安德烈，姐姐，”杜若说，“是那种遥远的喜欢。就像我喜欢星星，喜欢流云，喜欢江河，喜欢黄山的云雾和古希腊雕像，一句话，我喜欢美。我并不想拥有它们，只是远远地喜欢着，就很满足。但那是今天之前，今天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从今往后，这世界上，多了一个让我牵挂和心疼的人，我心疼他，姐姐……”

　　姜友好懂。

　　她们就这样成了朋友。

　　几乎每个星期天，杜若都要来姜友好家，来了，就一起做好吃的。夏莲如果不跑车，也会过来凑热闹。姜友好家是杜若最好的舞台。夏莲从北京输送来的那些肉、蛋之类的食材，正好让杜若大显身手。面对着一桌佳肴，姜友好常常惊叹不已。

　　“杜若，你小小年纪，这厨艺是跟哪位大师学的？”

　　“赵佩兰大师，”杜若玩笑地回答，“在下的家母。”

　　“好羡慕啊！”姜友好说，“有个厨艺如此了得的妈妈，太幸福了。”

　　“是。”杜若说，“我妈热爱烹饪，而我爸又是个吃货，他的味蕾天生比别人丰富，他俩堪称珠联璧合。所以我妈就是炒一个白萝卜丝，也尽心尽意，比别人炒的好吃太多。就像现在，什么都缺，什么都没有，可我妈总会绞尽脑汁让每一顿饭都尽量可口，因为我爸的人生信条就是：吃饭无小事。”

　　“听你这么说，我都惭愧了，”姜友好说，“要不，也让我家人帮你家采买东西？让夏莲一块带回来？”

　　“那怎么可以？绝对不行！”杜若郑重地拒绝，“我爸的另一个信条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

　　“那你就把我这里的东西带回去些，咱们分享。”

　　“更荒谬了。”杜若回答得斩钉截铁，“我爸还有个信条，就是：君子不吃嗟来之食。”

　　“你爸怎么有那么多信条？”姜友好笑了。

　　杜若也笑了。

　　“其实，我爸妈南方老家那边也有家人偶尔会接济我们，给我们寄些腊肉腊肠、霉干菜笋干之类的，而且我们南方人，每人还多供应几斤大米，比起这城市的许多人，已经好太多了。”杜若说，“我妈常说，好日子谁都会过，能把匮乏的、困难的日子过得有尊严又有滋味，才是了不起。”

　　“你家的人简直都是哲学家，”夏莲笑着说，“简直太恐怖了！”

　　“你妈这话，我听另一个人也说过类似的。”姜友好若有所思地说。

　　“谁？”

　　“娜塔莎。”姜友好回答。

　　哦，安德烈的母亲。杜若想。那个传说中的女人。

　　下一个星期天，在姜友好家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杜若进门来，看见一个丰硕的、有些臃肿、远远谈不上美丽的异国女人，正端着一只碗，在搅拌着什么。姜友好说：

　　“杜若，这是娜塔莎。”

　　走了这么远的路，从一九五八年，到现在，她们遇见了。

　　几年前，安同志去世了。死于脑溢血。那时他还在“学习班”，不能回家。据说他早晨就剧烈头疼，中午没吃饭，下午就昏迷了。夜里，传呼电话找她，是他们单位的人，通知她去菖菖医院。她去了，看见他躺在急救室的床上，人已经不行了。

　　火化时，送行的除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只有娜塔莎和安霞。安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为了避嫌，没人敢来吊唁。在火化炉前，娜塔莎最后亲吻了安同志，没有哭。

　　之前，她曾不止一次对安同志说：“你要答应我，不能走到我前边，你要走我前边，我会恨你。”

　　安同志回答说：“我答应你。”

　　她又说：“你还要答应我，将来，我死了，你要送我回去。”

　　安同志说：“我答应你。”

　　这样的一问一答，信誓旦旦。可实际上，他们都知道，那是多么的不靠谱和渺茫。他们躺在床上，他搂着她，心里一阵一阵苍凉。安同志知道，在遥远的她的故土，妻子也早已没有亲人了。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死于卫国战争。母亲则在战后不久病逝。安同志认识她时，她就已经是一个孤儿，也因此，安同志当初才非常自信和意气风发地对她说：

　　“跟我回中国，我会给你一个最幸福的家。”

　　显然，他食言了。他没能使她感到“最幸福”。他也没能做到，走到她后面，送她魂归故里。

　　她把安同志的骨灰盒抱回家，安放在他们的卧室里。她说：“我知道你不舍得走，你在等安德烈回家。”夜深人静，有时，她会听到房间里传出轻轻的叹息声，她问道：“是你吗？”听不到回答，她就在黑暗中坐起来，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她想念他们，安同志，还有，亲爱的，亲爱的安德烈。

　　安霞也去插队了。安霞插队的地方，不算太远，属于这城市的远郊区，家里，就只剩下了娜塔莎一个人。现在，她想念的人里，又多了一个。

　　几乎没什么人和她来往。她曾经在这座城市的图书馆上班，工作就是翻译一些外文资料，但多年前她就因为身体的原因办了“病退”，吃劳保。她得了肺结核。那时中苏交恶，她病退得也正是时候。多年来，她蜗居家中，做主妇，与从前的同事早已断了往来，邻居们也都是点头的交情，谁愿意和一个苏联女人扯上关系呢？曾经，有一个女教师，是中苏混血儿，她们有过几年的友谊，后来，一九六六年之后，这友谊就戛然而止了。

　　在这座城市，她举目无亲。

　　后来就认识了姜友好。

　　当然是因为安德烈。是她的安德烈，让她认识了这个热情、冲动、古道热肠的姑娘。她猜，那是上帝对她这个流落异乡的母亲的怜悯。

　　这城中，只有这一个人，敢来敲开她寂寞的房门，和她谈安德烈，听她讲安德烈的种种故事。起初，姜友好来时会问娜塔莎：“有消息吗？”渐渐地，时间长了，就不再追问。不是不想，是不敢。她们彼此都顽强地、坚忍地相信着一件事，就是她们的安德烈，娜塔莎的儿子和姜友好的弟弟，一定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她们嘴里不说但其实心里都在猜测着一个最大的可能，那就是，他越过了国境线，回到了他母亲的故国。

　　这种猜测，让她们有一种罪恶的、隐秘的安心。

　　姜友好来，常常会带一些吃的，有时是一块牛肉，有时则是一盒咖啡。总之都是雪中送炭。娜塔莎会留她吃饭，给她做她喜欢的俄式菜肴，她也会把自己的事讲给娜塔莎听，她一次次热闹的恋情，那些呼啸的、死去活来的追求者，等等。终于，她安静了，安静地走心地爱上了一个人，把自己嫁出去了。

　　娜塔莎送了她一块琥珀吊坠和一条银链做结婚贺礼。那是她从故国带出来的不多的几件纪念物中的两样。她对姜友好说：“友好，结婚后，你就别再来了。”

　　“为什么？”

　　“你丈夫是现役军人，为了他，你要避嫌。”娜塔莎郑重地回答。

　　姜友好愣住了，显然，她没想到这个。她认真思索了片刻，说：“娜塔莎，你早入了中国籍，早就是中国人了。我为什么不能和一个中国人做朋友啊？”

　　可是，话虽如此，姜友好自己也知道，娜塔莎的话，是有道理的。她不是真的不懂轻重利害。婚后，她不再去看娜塔莎，不再和她有任何联系。可她心里却有着愧疚，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抛弃了娜塔莎。

　　那是对安德烈的背叛。

　　她永远记着那个孤独迷惘的少年，站在阳光下，叫她姐姐。仅此一声呼唤，就是一世的亲人。她甚至猜想，那最后一次见面，他其实是隐晦地、曲折地，把娜塔莎托付给自己了。记得临出门，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的妈妈，以及妈妈的故乡……

　　她和她的海军军官郑渡江说起过娜塔莎，也说起过她的愧疚。郑渡江是某部的作训参谋，他安慰妻子说：“友好，就先听娜塔莎的，等过两年我转业了，咱俩一块去看她。”

　　姜友好明白了。她不能给丈夫惹麻烦。

　　但是冥冥中一定有什么在帮忙，杜若来了。

　　婚后一年多来，姜友好第一次联系了娜塔莎，她给娜塔莎写了一封短信，信上说，一个朋友，特别想学做俄式菜肴，不知道娜塔莎能在这个星期天来家里教授一下吗？她在信的末尾写道：“娜塔莎，这个小朋友，你一定会喜欢，因为我喜欢她，哦，对了，她是安德烈的同学。”

　　她知道，有了最后这句似乎是轻描淡写的话，娜塔莎一定会来。

　　姜友好说：“杜若，这就是娜塔莎。娜塔莎，这是杜若。”

　　杜若一时手足无措。

　　星辰似的娜塔莎，月光似的娜塔莎，不应该是拥有这样一个肉身的人，一个气味浓烈的人，有着结实的下巴和硕大无朋的胸部，系着围裙，站在她面前，手里捧着一只碗。她觉得有一种压迫感，如山的肉身对她的压迫。她感到自己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杜若，”只听姜友好叫她，“娜塔莎是来教你做西餐的。”

　　“哦———”杜若慌乱地回答，“谢谢您。”又补一句，“太谢谢您了———”

　　娜塔莎看看她，没有寒暄，说道：“来，洗手，我先教你做蛋黄酱。”

　　原来她正在搅拌蛋黄酱。那是做土豆沙拉必备的酱料。将新鲜鸡蛋磕进碗里，只取蛋黄，加一点花生油进去，用筷子不停地朝着一个方向搅拌，等到蛋黄和油充分融合，再继续添加食用油，接着搅拌，再加油，再搅拌，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蛋黄变成如奶油般浓稠缠绵，蛋黄酱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做法简单，但要有耐心，也要有一些技巧。

　　杜若接过了娜塔莎递过来的瓷碗，渐渐地，她的心静了。一切有了真实感。

　　与食材、炊具一起置身于厨房，在这日常的场景中，杜若如鱼得水。搅拌这点小技巧，她一点就通。但她觉得奇妙，蛋黄、油，如此简单，却能催生出另一种物质，犹如新生命。这让她心生喜悦。

　　“人真是聪明。”她忍不住这样说。

　　“这算什么？”姜友好笑道，“人都登上月球了，一个蛋黄酱还值得感叹？”

　　杜若回答：“那种聪明和我无关。太大了。我只能被小聪明、小收获感动。”

　　她回头望着那个师傅说：“娜塔莎，谢谢你。”

　　她脱口叫出了她的名字，也没有再说那个敬语：您。她真心地喜欢这样有收获的一天。

　　娜塔莎说：“今天教你土豆沙拉和红菜汤，你要是还想学别的，就到我那里去，我那里厨具齐全。”她望着她微微一笑，“当然，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杜若收敛了笑容。她想，这个苏联妇女，这个壮硕的母亲，这就是安德烈的妈妈啊。安德烈的妈妈在教她做菜，多么不可思议，简直有天方夜谭般的奇幻。她忽然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介意？”她回答，“我当然介意，我很荣幸。”

　　姜友好笑了。她知道事情成了。

　　那天的土豆沙拉和红菜汤，是杜若的西餐启蒙。正确地说，是不算纯粹的俄式西餐。娜塔莎的红菜汤，早已因为照顾安同志的口味，被不知不觉改造过了。就像几十年后遍布世界各地的宫保鸡丁、咕咾肉一样，早已不是原本的滋味。可杜若不知道，就是知道了，又有什么关系？她仍然会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红菜汤。

　　娜塔莎那天并没有留下吃饭，她执意要走。她说：“友好，饭我就不吃了，我家里还有事。”姜友好知道她家里没事，却也知道她是不想逗留太久，一是避嫌，二是逗留越久，越难以割舍。特别是几杯酒入肠，怕是会更加伤感。姜友好笑笑，说：“行，你走吧娜塔莎，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姜友好那天特地戴上了娜塔莎送她的琥珀项链，那是一块古老的波罗的海琥珀。娜塔莎伸手摸了摸那晶莹剔透的宝贝，说：

　　“它真适合你，亲爱的。”

　　姜友好一下把她抱住了，红了眼圈。姜友好紧紧搂着她，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娜塔莎———”

　　许久，娜塔莎说道：“友好，你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人。你已经为我们做了太多太多，又不是生离死别，我们总还会见面的不是吗？”

　　姜友好松开了手，说：“再见！”

　　娜塔莎努力地微笑，说：“再见！”

　　那一刻，杜若有些明白了，她们其实是在“生离”。

　　还明白了一件事，姜友好，是把娜塔莎托付给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