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三天后，我回到了昆明。本地的朋友晓桁，当晚请我在石屏会馆吃饭。对我说这是个有来历的地方，很适合请我。

　　我说，哈哈，不讲来历，能有个地方祭五脏庙，就心满意足。

　　其实我对这里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大约只知道门口题字是状元袁嘉谷的手笔，另外它也是个吃菌子的好去处。

　　会馆邻近翠湖路，结庐在人境，果然算是个闹市里的桃花源。觥筹之下，宾主尽欢。我忽然想起了，就把信封上的地址给他看。

　　晓桁看一眼说，龙泉镇？那地方可都快拆完了，哪里还找得到。这人怕是很难寻了。

　　我说，那我也得去看看。

　　他说，这一片都划到北市里去了。你看这地址，还写的官渡区，如今早归盘龙区管了。听说开发了几年，都没个动静。主要是业权复杂，有些名人故居什么的，都混在城中村里。一涉及文保，动辄得咎。

　　我说，这石屏会馆也是文保，不是处理得妥妥当当的？

　　他摇摇头，说，你啊，还是读书人的思维，哪儿那么容易。这样吧，明天我开车送你过去。咱们碰碰运气吧。

　　第二天下午，我们上了北京路。这条街道堂皇得很，是昆明的主干道。大约二十分钟，便到了龙泉镇。

　　但我看去，不见什么村镇的景状，只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工地。推土机、货车穿行其间，沙尘滚滚。

　　晓桁停了车，倒是熟门熟路，穿过了工地，一路向前走。我跟着他，渐渐豁然开朗。这满目喧嚣后头，竟然是个集市。在沙尘中，各类摊档井然有序地摆成了两列。晓桁转过头，对我说，没想到，拆成了一片，这“乡街子”竟然还摆着。

　　他见我茫然，笑道，说起来，我在这里算是个土著，小时候就跟我爷爷住在麦地村。每周三，龙头街上摆集市，叫“乡街子”。不过，几年前我爷爷去世，就很少来了。

　　这集市的热闹，大大超乎我的想象。它大约以手工制品为主：竹编笸箩、各色织物、整爿的水磨。看起来，满眼是附近的乡民，衣着都是浓彩重绿。一个穿着白族服装的大爷，大约在卖整捆的晒得明黄的烟叶。他半坐着，手里有一支长长的水烟筒，支在地上，是个怡然的姿势，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见我驻足，他很殷勤地招呼我试一口。

　　他的背后，就是兴建中的司家营地铁站。打桩声不绝于耳，他像是听不见似的，仿佛将这声音完全屏蔽了。

　　我说，还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晓桁远远地喊我，声音很兴奋。看他站在一个凉棚底下，三四把小桌板凳横七竖八地摆在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极其浓郁的羊肉味传过来。原来是个羊肉米线档。我们坐下来，看大铁锅正冒着煞白的热气。老板给我们盛了两碗出来，晓桁用本地话和他说了句什么。老板掂起大勺，又往我碗里加了一大块羊肉。他对我说，快趁热吃，鲜掉眉毛。他自己埋下头，呼啦啦喝了一大口汤。我学他的样子，汤味还真是浓酽得很。晓桁说，这个羊肉摊，打他记事，一有集市就摆在这里，几十年过去，雷打不动。倒是稀豆粉油条、牛扒烀、油炸洋芋，如今都看不到了。我说，那这集市也老得很了？

　　那可不，打有昆明城，这集就有了，他说，老辈儿说昆明有龙盘，龙头就在这儿。明末建了驿道，就是这条龙头街。有这条街，就有了云南的马帮集散、歇脚。这镇子也就热闹起来。关键是，南来北往的消息，也从这儿走呢。

　　他叫我将那牛皮纸信封拿出来，拿去给老板看。老板看一看，说，司家营早就扒得底都不剩了。

　　那人还找得到吗？

　　老板说，要去瓦窑村碰碰运气，这姓荣的，多半是开窑的。如今镇上的龙窑，十有九废。年前迁走了一批，差点动上了刀子。说不好，真的说不好。

　　旁边的老者看一眼，道，荣瘫婆家，造瓦猫的？

　　镇上现今唯一一个做瓦猫的，就是他们家。听说他们家二小子，给人做白事。神龙见首不见尾，得去碰碰运气。

　　他又眨眨眼，说，要说难，可也不难，守着那几座“一颗印”。你敢过去动动土，他们可不就立时出来了。

　　走在路上，忽然下起了雨。我们紧走几步，躲到了一处屋檐下避雨。这好像是个寺庙，因为门口的白墙上，写着“南无阿弥陀佛”。门两侧各画了哼哈二将。

　　只是其中一侧已经脱落了颜色，漫漶着曲折的污秽水迹，但我仍然可以辨认出那笔触的精致与细腻。门头立有一红匾，书“兴国禅林，康熙丙申仲春之吉”。

　　门是紧闭着的，看不到里面的状况。我才注意到建筑的外侧，不起眼的地方，镶嵌了石碑，上面刻着“昆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兴国庵，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与此同时，我发现了这幢建筑的孤立。因为雨越下越大，四周的工地已暂时停止了劳作。大颗的雨点击打在地上，竟然激起了一片烟尘。雨倾盆而下，将这些烟尘压制，洗刷。视野慢慢澄净了。没有建设中的喧嚣的干扰，原来我们已处在了一片空旷的中心。除了远处的摩天大楼造就的天际线和散落的零星的推土机，四周是没有遮碍的。我们置身的这座庵庙，像是这荒凉原野中的孤岛。

　　这场景未免有些魔幻。我的头脑中忽然一闪，想起了宫崎骏的经典之作《哈尔的移动城堡》。

　　当雨停了，我们踩着泥泞走出去。当我回身望去，不禁有些瞠目。我在这座古庙的墙头上，看到了一只动物，那是一只瓦猫。它虽不大，但在这败落坍圮的围墙上，雄赳赳地坐立着，在雨水的冲刷下黑得发亮。我赶忙拿出了手机，打开图片，确定这只瓦猫的模样，和我在德钦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们辗转找到了龙泉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这是个模样恭谨、戴着眼镜的姓马的中年人，脸色是肾亏的灰黄。他面前是一个巨大的玻璃水杯，里面泡着枸杞与胖大海。他瓮声瓮气地问我们找谁。晓桁大约报了某个领导的名号，他立刻变得十分热情。我们说明了来意，并将地址给他看。他确定半年前已经拆除。我问他是否认识地址上的人，他说，荣瑞红……这就难找了。这里几个村都姓荣。

　　我就将刚才拍的照片给他看，我说，我想找做这只瓦猫的人。

　　他看了立即说，嗨，猫婆家的哑巴仔。

　　见我茫然，他打开了水杯，咕嘟地喝了一大口。我看见他吞咽的动作，那口水顺着他喉结的起伏，顺利地流动下去。让我也感到如释重负。

　　他说，别看这个镇不大，却有十多处“文保”。多是西南联大时期的。

　　我问，西南联大？

　　他说，对，别的地方拆迁，最怕钉子户。这是最让我们头疼的。这里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说搞开发，因为这些“文保”，拉锯了二十多年。去年总算出台了方案，整体搬迁。

　　我带你们去转转，就晓得怎么回事了。

　　我得承认，接下来的这个黄昏，完全颠覆了我对这个小镇的印象。

　　马主任带我们在泥泞中穿行，驾轻就熟。他时而回头让我们看路注意安全，时而碎声抱怨，他说着话，因为周遭暂时的安静，在这天地的空旷间，莫名有了回声。

　　准确地说，是在他的引领下，我们在这古镇的村落间穿行。尽管它们现今的面目，已是大同小异。不见荒烟蔓草，雨后空气中荡漾着浓郁的土腥味儿，击打着我们的鼻腔。在任何一个角度，都是无垠的黄色，将所有的旧掩盖在了下面，伸展向了远处雾霭中新的昆明城的轮廓。然而，如同此前所见的兴国庵，我们看到了一些矮小颓败的建筑，间或其间，像是一些岛屿。我需要纠正方才孤岛的说法，因为它们以奇异的方式，相互呼应，彼此连接、伸延，形成了一张出人意料的网络，有如瀚海中的群岛。

　　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镶嵌着式样雷同的蒙尘名牌。上面分别写着“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旧址”“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遗址”“中央地质调查所旧址”“北大文科研究所和史语所旧址”“冯友兰故居”“陈寅恪故居”……我们在一处土木结构的小院前站住，门牌是龙泉镇司家营61号。大约因为它难得的完整，我们驻足。马主任说，这是“清华文科研究所”。当年是闻一多租了下来。你看他的眼光多么好。“三间两耳倒八尺”，典型的“一颗印”房子。他自己住在南厢房，北厢住着朱自清和浦江清。

　　并不意外的，我又看到了檐头的瓦猫。是的，所有的，我们经过的这些老房子，都有一只瓦猫，或在墙头，或在檐角。太过颓败的，则在门口端正地立着。它们一式一样，面目狰狞，勇武，似小型的虎。而宽阔的眼皮，又有一丝惫懒，仿佛是小憩后的猛醒。

　　马主任说，猫婆家的瓦猫在那里，谁都不敢打这些房子的主意。也蹊跷得很，之前中标的地产公司，让人移走了这些瓦猫。经了一夜，第二天，新的就回到了原处。村里的龙窑，早就扒掉了。谁也不知道这瓦猫是在哪里烧的。说来也怪，那个公司的老总，当月就被“双规”了，女儿在国外读书，出了车祸。以后就没人敢再动。

　　我说，这个猫婆，住在哪里？

　　马主任摇摇头，她们家不属于回迁户，拆迁时，也没和zhengfu谈过条件，就签了字。家里也就她和孙子两个，谁也不知道他们现在住在哪里。

　　我说，我听说，他孙子帮人做白事。

　　马主任仿佛想起了什么，说，对，对，这小子也挺邪的。嘴巴不会说话，倒哭得一口好丧。说起来，现在村里的老人十之八九说没就没了，也是人心不古，外头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回来。没个孝子贤孙摔盆打幡不像话，就让哑巴仔顶上，他那一哭起来，地动山摇的，让丧家有排场。

　　我说，见怪不怪。现今的白事，礼仪公司都包这项的。

　　马主任摇摇头说，他哭不收钱，只求人买他扎的纸人纸马。倒是也不贵。扎得好，到底瓦猫手艺的底子在那里，人是灵巧的。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明天下午棕皮村的郭大爷设灵。你们二位，要不怕忌讳，兴许能在那儿碰上哑巴仔。

　　后来，我和晓桁交流过。我俩都觉得，荣之武的模样，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其实，对于去参加陌生人的丧礼，我心里有些障碍。但是晓桁告诉我，他们龙泉的人，丧事是当喜事来办的。尤其是对年纪大的人，丧事的排场与敞亮，是生者的面子。他向我描述两年前他祖父丧礼的场景，讲各种规矩与程序，脸上并没有哀戚之色，甚而有些眉飞色舞。听他说完，我渐渐明白，或许对于已经都市化的昆明人而言，乡下长辈的丧事，成了他们长期压抑的矜持之下释放情绪的出口。所以各家各户会赛着大鸣大放，形成了某种新时代的风气。

　　在这样的心理建设之下，我来到了郭大爷的丧礼现场，仍然有些触目惊心。实在说，这么个陌生的地方，并未让我们好找。因为刚到棕皮村村口，便传来响亮的《月亮之上》。这支“凤凰传奇”的名曲，再熟悉不过，毕竟是每个小区广场舞的神曲。我很快注意到，这音乐声之所以有铺天盖地、绕梁三日的幻象，是因为丧家从村口到每个路口都架设了扩音喇叭。这乐曲便类似于无所不在的引路人，实在也是很聪明的做法。因此，没费什么力气，我们就找到了丧礼的现场。

　　这应该是一个废弃的小学校的操场。两边的篮球架上挂着巨大的挽联。而灵棚也正是因地制宜，由一根钢索在篮球架之间牵引而搭建。

　　我们到的时候，正有几个身着民族服装的年轻汉子和女孩儿，和着这支流行曲的音乐在载歌载舞。晓桁说，大概是呼应了老爷子的原籍。

　　他们的舞姿并不算曼妙，但跳得十分投入。民族服装并没有约束他们，舞姿中有一种挥洒荷尔蒙的力量感，粗犷而磅礴。在挤挤挨挨的绚烂花圈的背景中，洋溢着怪异的欢腾的气氛。

　　我相信了晓桁的话，是我多虑了，的确体会不到任何的哀戚。两个同样穿得花枝招展的小孩儿，将一些用五色的毛线扎好的点心，分发到来者的手中。

　　他们脸上的喜悦与祥和，也让我产生了婚礼花童的错觉。

　　这时候，音乐忽然换了，换成了《小苹果》。在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台上舞蹈的女孩儿，忽然齐刷刷地撕开了她们的民族服装，将头饰也豪迈地掷到地上。是的，我没有看错，她们摇身一变，成了一群比基尼女郎。尽管环肥燕瘦，但的确是穿着整齐的、荧光的比基尼。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她们在乐曲中抬腿、扭腰，向台下抛着香吻。

　　我感到了一阵晕眩。

　　待这一切都平静下来时，比基尼女郎从两侧分开，出现了一个一袭黑衣的男人。他是丧礼的司仪。他的出现，让我觉得仪式终于进入了正轨。他站定，很潇洒地扬了一下手。音乐便又响起来，是《二泉映月》。而他的脸色，便从泰然切换到了职业性的悲凉。他手中举着一张纸，口中抑扬顿挫，我相信是在念悼词，用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方言。但是时而低回，时而澎湃，即使不知内容，因为节奏的恰到好处，也足以共情。我感叹这终于是个像样的丧礼。他又一抬手，有一种很钝利乡野的乐器的声音响起，那应该是本地吹鼓队的唢呐。唢呐声中，一些穿着重孝的人，簇拥着从人群中出来，然后一步一跪地爬向了灵堂。他们号哭着，女人们在哭声中发出了吟唱的歌诀一样的声调。站在最前面的，看身形是个壮实的男人，他忽然扑通一声跪下。

　　当他开口时，我心下一惊。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哭声，不像是人发出的，初听像是牛哞一样。浑厚，壮烈，中气十足。他哭得越来越响，像是在胸腔中的共鸣不断集聚、放大、交响。这声音渐渐盖过了所有的声响，吹鼓的乐声以及其他人的哭声，让这些声音都显得卑微与琐碎。虽然不着一词，这哭声中的悲意，却随着些微的递进式的节奏而益加浓重，如黄钟大吕，以一种肃穆而深沉的方式，将所有在场者裹挟。我不禁有些发呆，不知不觉间，情绪像迟缓地坠落进一个无底的黑洞。

　　摔盆的仪式结束后，这哭声才渐渐平息。我看到他回过头来。这是一张无表情的脸。但是净白、丰满、端穆，五官有一种奇特的雍容与出尘。这张气质古典的脸庞，让所有的喧嚣退后为背景。仿佛丧礼成了他一个人的戏台。

　　我看他慢慢地站起来，穿过了人群。他走到了刚才的司仪身旁，旁边的壮大男人将一个信封递到他手中，拍了拍他的肩膀，又让了一根烟给他。他推开了，没有说话，开始打起了手势。手势的匆促，让他的模样没有方才从容。他的表情渐渐显得有些执拗。男人，应该是丧礼的主家，摇一摇头，脸上是某种宽容的笑。他似乎有些着急，一转身挤出了人群。在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三轮车。

　　他抱起了车上的东西，又重新挤进人群。那是一些纸人纸马。他抱着它们，艰难地挤过人群，走到了主家面前，以不容置辩的坚硬表情，将这些纸扎的丧仪物品在灵堂里认真地次第摆开，丝毫不理会旁边的人与声响。摆好了，他又回到了主家面前，深深鞠了一个躬，便又转身穿过了人群。

　　我远远望了一眼，跟上了他。我知道，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在他要登上三轮车时，我拦住了他。

　　他脸上似乎并没有诧异，是个处变不惊的表情。他做了几个手势，我们表示不懂。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拿出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我收钱，是纸扎和元宝的。哭丧不收钱。”

　　字竟然是十分端丽工整的楷书。我明白了，他是将我们当作丧家的人了。

　　我从包里，取出了那个信封，给他看。

　　他看了一眼，只一眼，神情忽然变了。他愣住，良久，开始急切地打手势，用质询的目光看着我。我看出其中的焦急与热切，但我不懂。他一把抢过我手上的信封，在信封上的名字上重重地点下去。然后拍一拍车座，又拉了一把，让我上去。

　　我们会意，坐上了三轮车。他立即使劲地一蹬，稳稳地车就走了。

　　我和晓桁，不禁有些面面相觑。看到前面蹬车的人，宽阔的肩膀，因为用力，透过衣服仍看见背上的肌肉在有规则地律动。我们都不再说话，仿佛对这个天生无言的人，说话是一种冒犯。尽管载着两个人，车却行进得很快。进入乡野的路上，并无任何的景致，似乎绿色都很少见。偶尔遇到坎坷不平，或者是昨夜积雨的水洼，他会慢下来。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细心，便也抓住了三轮车的两边，克制着颠簸带来的不适。前面的人，在半途中脱下了夹克，我们看到里面的白衬衫，已经完全汗湿了。

　　这样也不知过了多久，路上已经不见人烟。三轮车终于在一处看上去像是仓库的地方停下来。

　　我注意到，四周并没有其他的建筑。除了近旁有一座寺庙，也是老旧的。但上面写着“弥陀寺”三个字。没待我看仔细，哑巴仔便对我们做了个“请”的姿势。

　　我们走进去。仓库的库房，大半都是空的。空气中飘荡着某种浓郁的铁锈的气味。我看见其中的一个大门打开着，黑黢黢，能看见的似乎是大型机床的轮廓。而库房外的墙上，有业已斑驳的标语的痕迹，能辨认出“要斗私批修”，后面是个红彤彤的惊叹号。

　　我们一直走到了库房的尽头，是一个低矮了许多的、像是靠墙僭建的房屋。上面是铁皮的屋顶。我注意到在这房屋门口的空地上晾晒着许多黑色的陶罐。

　　哑巴仔在门口，“啊吧啊吧”地叫了一声，这才推开了门。我们随他躬身进去。

　　屋子里的光线十分黯淡。唯一的窗户照射进一束光，可以看见光束中有灰尘在飞舞。哑巴仔伸手拉了一下近旁的灯绳。

　　屋子顿时被不强烈的灯光充满。我回了一下神，才看见面对着我们，端坐着一个人。

　　这是个十分老的妇人。她坐在轮椅上，膝盖上裹着很厚的毯子。说她老，是指她的样貌与姿态。那样深刻而纠结的皱纹，几乎令她的面目扭曲，整张脸像是植物失水的茎叶。她摆在膝盖上的手，也是干枯的。然而，她的神情柔和，面对我们，有一种和哑巴仔相似的处变不惊的仪态。她穿着一件陈旧但洁净的夹袄，已不丰盛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梳成了发髻，紧紧地盘在脑后。

　　她的眼睛并不混浊，甚至很明亮。她看着我说，你好。

　　我顿时注意到，她说的是十分标准的普通话。

　　哑巴仔急切地对她打手势。她一边微笑地看着我们，一边简短地对哑巴仔做了一个手势。

　　哑巴仔立刻变得神情有些紧张。他看着我们，以抱歉的目光。他指指老人，又对我们指指外头，意思是让我们在外面稍等。我意会，赶紧出去了。

　　在外面，我又看见空地上的那些黑色的陶罐。不知是做什么用场，但觉得似曾相识，它们整齐地排列着，在夕阳最后的余晖里，反射着沉厚的微光，像是肃然而列的士兵。

　　这时，远方飞来一群不知名的鸟，在这库房的上空飞翔、盘旋，但迟迟都没有落下来。我抬头定定看着它们。

　　这时门响了，哑巴仔走了出来，脸上仍是抱歉的神色。他示意我进去。

　　这时，我看到老人坐在一个较矮的凳子上，那凳子显然是特制的。有一根布带将她的腰固定在了靠窗的一端。她的人，就恰恰被笼罩在了那更为微弱的一束光里。那光将她的侧影勾勒了出来，毛茸茸的一层，她的轮廓便因此而丰满了一些，不再是干枯的。我看见她的面前是一台转动的机器。因为我上过速成的陶艺班，知道那是拉坯机。随着轮盘的转动，她的手灵巧地摩挲与动作，手中的泥坯慢慢形成了一只罐子的形状。

　　我注意到，她的脚边，还有许多这样的罐子。有的和门外的一样大小，有的稍扁或圆一些。

　　我恍然，便试探地问，这些，是用来做瓦猫的吗？

　　她笑了，说，后生，好眼力。大的是身子，小的是头。连在一起，就有了一个形。

　　她擦擦手，又说，刚刚怠慢了客。人有三急，老了就不中用了。不小心就是一裤子，全指望我这个孙子给拾掇。

　　她说得很慢，是对我方才等待的致歉，但其间并无面对陌生人的尴尬和难堪，仿佛只是在描述某一桩日常的事情。她的手也并没有停下，一边说话一边将一小勺水加入了脚边的瓦盆。

　　我这才看到这个屋子里的陈设：除了沿墙摆了两张床、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和一个橱柜，便是窗台下的类似作坊的一角。屋子一侧放着一个水泥袋子，另一侧挤挤挨挨地堆着扎好的纸人纸马。

　　我说，老人家，我是从德钦来，有件东西，托我转交给荣瑞红。不知是不是您家的。

　　老人听到了这句话，手停住了。她抬起头来，看着我。

　　我从包里拿出那个信封。再次问道，荣瑞红，是您家里人吧？

　　她咳嗽一下，用干涩的声音说，是我。

　　我把信封放到了桌上，但又拿起来，交给身边的哑巴仔。哑巴仔走过去，弯下腰。老人将手使劲在围裙上擦了擦，才将信封接了过去。她慢慢地将信封一点点地撕开。伸手掏出的，是一本红色的笔记本。

　　这一刹那，我看到她的手在抖动。她打开了这个笔记本。本子里掉出了一沓照片，落在了地上。我弯下腰，帮她捡拾起来，放在她手里。我看到其中一张照片上，是一个青年和仁钦奶奶的合影。他的目光沉郁，手势却很活泼，对着镜头比出“V”字。他的身后，是那幢低矮的藏式民居，覆盖着厚厚的雪，背景是飘着经幡的白塔。屋顶上隐约可以看到一只瓦猫。即使室内光线昏暗，我仍然看到这青年的面目，与哑巴仔有着惊人的相似。

　　老人将眼睛凑得很近，一张张地看着这些照片，忽而愣住了，大放悲声。

　　待到平静下来，她把笔记本递到我手里，问我说，后生，你能给我读一读，这本子上写的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