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槭
◎郭爽
把父亲带到莫斯科，不是个容易的决定。他牙不好，对食物也就挑剔得很。
嫌弃食物常常变成对人发火，脾气越发显得古怪。她怀疑父亲跟她一样，习惯用愤怒掩盖不适，牙齿只是借口。比如，他总是埋怨把他一口好牙弄坏的庸医，只因是某位熟人介绍，才错信上门，把好牙变坏牙。错信这回事，在父亲的人生中发生的次数不多也不少。在小地方，公共空间的缺失让信任变成吊诡的事。
医术好坏的评估，往往夹杂了几辈的人情世故。细究下来，如果信了谁，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那只暴露出当时处境的难堪。弄牙时父亲才三十岁出头，私人牙科诊所远不如现在这般普及，他那时还没什么钱。她能分析原因，但一口好牙生生被弄坏了的终究是父亲。而且，跟他那些隐秘的、沉睡在记忆底层或心湖深处的烦恼不同，牙既暴露于人前，也要日日使用，才成了发泄的出口。
现在，父亲就在她对面咀嚼。一张圆桌，七八人围坐。其他人都三两个熟人挨着，只有她跟父亲隔桌相对。早上，父亲不听她劝，在红场边上的百货公司买伏特加。她说回国前再买不迟，酒瓶子这么重，一路颠簸碰碎了麻烦。父亲坚持买下来，说要回头找东西太麻烦了。她吼了父亲几句，转头就后悔，但也不肯就此道歉。旅程才开始，她还执意一切由自己做主。
三十七人的旅行团，再赌气，吃饭还得回到一张桌子上来。一对夫妻隔在她和父亲之间，年龄比父亲略小。挨着她坐的那位妻子让她多搛菜，显得亲热。她也就留心了对方的样貌穿着。平常的休闲服，没有化妆，包是名牌，不知真假。
她客套回了几句话，得知对方姓柴。柴女士让她看邻桌，一个狮鼻的女人在高声说话，笑闹之余伸手拍打相邻老年男性的肩。
柴女士说：“她老公。”
“不是她爸吗？”
“她老公。”柴女士拖长尾音。
“是她爸吧？”
“噫……她自己说的。”
“年纪太大了吧？”
“你听她口音，哪个乡下的。”
她仔细听了听，回看柴女士一眼。
柴女士似笑非笑地说：“你妈妈没来？”
“我妈妈啊……”她像往常那样答道，“去世了。”
“不好意思。”
“没什么，都二十几年了。”
父亲还在慢慢咀嚼。父亲虽然快六十岁了，但没秃顶没发福。而她呢，嫌室内暖气太足脱了外套，是年轻饱满的身体。她跟父亲长得一点也不像。狮鼻女人声音又高了起来，倚着老人撒娇，五官挤在一起像一张揉皱的漫画。柴女士用手肘顶顶她，意味深长地笑了。
旅行团里的人，关系混乱又古怪，嘴上说是夫妻的有多少是真夫妻，大概只有导游知道。虽然人天性就喜欢议论别人的坏处，但暂时聚集的人不需要确认那么多真假。被误会了也谈不上冒犯。她看向柴女士，柴女士正给丈夫搛菜，而丈夫瞟着她。或许，让人误会她是父亲的情人也不是坏事。至少，柴女士的丈夫就不会在列宁墓门口跟她搭讪。
她大剌剌开了罐啤酒，咕咚咕咚往肚子里灌。这下父亲倒是瞪着她了。她冲父亲举杯，算打平。
更年轻的时候，她总在别人的目光和自己的观察间摇摆。她知道邻居和同事们怎么议论父亲。那些人的孩子鹦鹉般将父母的话传递。而她将男孩子打了几次后，就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茧，包裹住耳朵和身体。爸爸只是她一个人的爸爸，只有她才了解他。
在她和父亲生活的小城，跟世上其他小地方一样，处处有欠缺，却不欠缺正常人。正常人没了妻子后，很快再娶，生养新的孩子，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而父亲呢，却执意不让自己的伤疤平复，人们也就难以忘记。还有，正常人务实，要算得失，也就不喜欢不愉快的记忆，哪怕这记忆可以对比出他们短暂的幸福，却也会消磨掉他们太多时间与感情。总是不值当。
所幸，父亲的植物学专业和教书匠的职业，让他抵抗住了时代的变化，中间虽受过穷，但搞农学的人始终没有失业，流言和轻蔑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他生存的根基。他做实验、讲课、下乡、种植，靠工资养活自己及女儿。而别人，在几十年里，间或被钱冲散家庭，走向他们没有想过的离婚或噩运。如白炽灯泡里的钨丝，某一刻忽地断裂，暗淡了。
于是在别人口中，父亲的形象渐渐转变，从“败坏”变成了平常人。
而她也长大了。谈了几次恋爱，失恋过也背叛过别人后，她面对父亲反而轻松了。既然她不是个完美的女儿，不是个完美的人，那么父亲也尽可以自私地度过他的一生。只是她希望，这个跟自己一样自私、时而软弱时而倔强的父亲，不要那么快离开她。父亲如果不听话，比如现在，又固执地买了酒，她就气回他。然后两人对饮，把一瓶啤酒分了。酒喝得见底，跟父亲怄的气也就消散了。
离开饭馆前，她挽着父亲的胳膊走向大巴。狮鼻女人在前面，年迈的丈夫腿脚不灵便。跟其他团员各自打量着伴侣之外的人不同，狮鼻女人被丈夫的身体牵绊住，亦步亦趋，像被动的刑罚。嫁给老头子的年轻女人就是这样吧，被人看不起，无论是美还是丑。道德的天平倾向于定性这桩婚姻是出于利益，而非感情。即使在这么一个对他人知之甚少的临时小团体里，人们也迅速地轻易地建立起道德鄙视链。坏话比人想象的传得更快。女人们都站得远远地看着，似乎道德瑕疵是种病症，会传染。
母亲逃走是因为这个吗？母亲后来嫁了个外科医生。听说外科医生在国外都很有钱。母亲生的两个孩子，彻底取代了她。在枫叶之国加拿大，没人计较母亲的前史，也无从知晓。
卡通式地拼凑出母亲的全貌并不是件难事，可她常常怀疑，这么做跟真实相距甚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了解，能达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共同生活的父亲，她又了解多少呢。从她记事起，就不乏陌生的阿姨试图照顾和讨好她。她从高中开始寄宿，偶尔回家，会发现女人过夜的痕迹，水池里长长的头发，或者一把新的牙刷。
她试着去喜欢她们，但又不敢真的喜欢她们，担心她们迟早会从她生活里消失，而她就会像弹簧坏掉的玩具，被失控的余震摇出一颗更破碎的心。父亲向她示范着爱，但这只是对女儿的爱、血缘之爱，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无关的人、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忍耐、渴望恒久的爱。
父亲问过，为什么非得现在去旅游，他不爱旅游。
她说：“你去年跟团去台湾不是很开心吗？回来唠叨了半年。”
父亲说：“你工作也挺忙的，不用陪我。”
她说：“谁要陪你啊，我抽奖抽中的。”
父亲说：“那叫鹏远跟你一起去。”
“他啊，他去过了。”
她觉得在她成长的日子里，父亲也是这么哄她的。
双人旅行套餐是年会抽奖抽中的，不过不是她抽的，是陈鹏远。兑换券过期前，他们打算一起用掉，反正他们也很久没有一起旅行了。
他大方让渡东西给她，自己搬出去，车留给她，还有一屋子零碎。其中包括这张双人旅行套餐兑换券。
瓦力还是黏她，蹭着她的腿绕圈，每三天吃一盒罐头。只是陈鹏远的衣服上再也不会沾满瓦力的毛了。
跟父亲说了后，她又有些后悔。上一次跟父亲旅行是什么时候？这两年，父亲自己倒是去过中国台湾、新疆，但都是她去旅行团报了名，父亲独自出发。她搬出去跟陈鹏远同居后，慢慢有了自己的生活半径，父亲也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但这次，父亲早早开始准备起来，上网查资料、听俄罗斯民歌，她也没太当回事。周末她回家吃饭，楼道里遇见邻居，跟她说：“听说你要带爸爸去俄罗斯啊！真是厉害。”
她厉害吗？她点点头侧身走了。那天父亲做的是炝锅鱼，她最喜欢的菜，但失了手，辣得两人掉眼泪。她放下筷子，让父亲也别吃了，伤胃。父亲像没听到，把她剩的半碗米饭扒拉进自己碗里，吃得满头大汗。她擦干净鼻涕、眼泪和汗水，问父亲，你前两天听的那首俄罗斯民歌叫什么来着？
父亲站起身，手机很快响起旋律。她听了一会儿说，那就去吧。父亲没听清，问，啊？她摇摇头，跟着哼了一句歌曲的旋律，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好歹，旅途开始了，带着抽象的意味，投影在她的身体上。大巴载着他们沿莫斯科河往前走，手机地图里闪烁的蓝点显示他们在城市里爬行的痕迹。陌生的人们拥有共同的旅途终点，时间进程也被设定，一切将结束于五天之后。
父亲并不知道这些，也不需要知道。就像填入境表时，父亲认真看她写英文，其实多半是汉语拼音。父亲小心地把入境表夹进护照，又仔细看起护照来。
跟她已快没有空白页的护照不同，父亲的护照是崭新的。
她没法开口跟父亲说什么，多半是羞愧。或许她在等候时机。飞机上密闭相处的空间里不行，新圣女公墓的阳光和阴影下不行，克里姆林宫围墙与卫兵的包围中不行。他们滑过这些空间和时间的表面，前方有什么在隐隐地呼唤他们。
昨天，抵达谢列梅捷沃机场时已入夜，大巴拉着一团人往城里去。导游用俄语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迎接他们。并不动听的歌声从麦克风传导至头顶的喇叭，再被窗玻璃回弹进车内封闭的小世界。零星灯火闪烁，俄文字母确认着异国的身份。父亲暂时拘谨着，并不像其他团员一样在导游的带动下跟着唱歌。也许只是累了。他们先飞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出境飞莫斯科，折腾了十来个小时。
现在，父亲在团友众目睽睽下跟她争吵再和好后，反而松弛了。早早暴露出他们的身份，突然争吵，又很快和好，内向的父亲一开局就亮了底牌。在导游的领唱下，父亲唱起《喀秋莎》：“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她还藏着爱人的书信。”
车窗外偶尔闪过教堂的金顶，天空阴沉。上午参观完列宁墓后，导游带队去天使报喜教堂。东正教圣人们的骨殖装在镀金的骨匣里，在枝形吊灯和烛台的光影间沉默。地板华丽，燧石、玛瑙和碧石像要隔绝尘世的哀喜。中国人对此并无感知。不远处，列宁的遗体在昏暗光线中被士兵守护。她和父亲放缓了步伐，转山一般绕着列宁遗体凝视。
她对着父亲唱：“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父亲应道。
在莫斯科只停留了一天，旅行团就向圣彼得堡进发。临行前，导游大声打电话，咒骂电话那头的人。
父亲说，他同屋的男人昨晚出去了就没回来，导游这是在找人呢。
她回想父亲同屋那五十来岁的男人，很胖，衬衫领口露出条金链子。
胖男人的同伴———一高一矮两个男人跑去宾馆门口的马路上张望。
昨晚，她去宾馆大堂自助售货机买口香糖，导游正给高个儿男人和矮个儿男人介绍女孩儿。一个黑头发，一个金头发，不知国籍。两个男人各自挎一个出了门。导游目送两对上了出租车，回身看见她，若无其事。
在莫斯科安排的景点，除了列宁墓和克里姆林宫，当天下午去的新圣女公墓和莫斯科大学都不用买门票。导游还见缝插针把他们带去琥珀商店。她没买，父亲也没买。导游对她没好脸色，她也懒得应付。
不久，高个儿男人和矮个儿男人夹着胖男人一起回来了。
胖男人凑上来，低声对父亲说，自己赢了一千美元。一沓绿色纸钞甩在巴掌上啪啪响。
“我就跟司机说，Casino!”胖男人说。
“Casino是什么？”父亲说。
“赌场！”
“你会俄语？”
“这是英文！跟美元一样，世界通行。”胖男人笑起来。
“你胆子大！”
“我就这点爱好……”胖男人得意扬扬揽住父亲的肩膀，又回头问同伴，“俄罗斯小妞香不香？”
上了去圣彼得堡的火车，刚坐定，她就跟父亲说要提防同屋那胖子。
“他也不是什么坏人。”父亲说。
“你怎么知道？”
“就是个小老板。小老板嘛，出来转转就找找乐子。”
“他一个小老板没事出来转什么转？”
“小老板也有跨国业务啊，人家是出来考察的。”
“考察赌场啊？”
“他是做药材的。”
“俄罗斯人又不吃中药。”
“武先生就有亲戚在这边做中医。”
“谁是武先生？”
“柴女士的先生。”
“要有人问，你就说你是种火龙果的。一穷二白。”
“我怎么就成种火龙果的了？”
“你整天弄那些植株，不就是种火龙果的吗？”
“那人家要是问我火龙果多少钱一斤怎么办？”
“你就说你记不住。”
“人家又不傻。我也没那么傻。”
“那电视购物买回来的那些是啥？”
“人嘛，免不了吃亏上当。”
“你别给我找麻烦就行。”
“给人骗骗，就当做慈善事业。”
“好，回头你自己跟导游报名。”
“报啥？”
“你不是要去看芭蕾舞吗？”
“对，老樊也要去。”
“老樊又是谁？”
“我同屋啊，赌神。”
“他不去Casino啦？”
“他说在巴黎看过红磨坊，精彩得很。”
“那是大腿舞……”
出来后，父亲脾气好得很，对比之下，她暴躁又苛刻，还咄咄逼人。她觉察到了，停了嘴。或许潜意识里，她在保护一句英文也不会讲的父亲。她摇摇头，走出包厢。
临行前，她去给父亲收拾行李，清理出一堆旧衣服和破烂。父亲站着看她把东西全塞进垃圾袋，趁她不注意，又悄悄把东西掏出来。父女俩争了几句，父亲同意旧衣服进小区回收箱，“破烂”放进小阁楼。
小阁楼得站在梯子上才够得着门，她爬上去了。里面堆着更多破烂。翻检了一会儿，她看见已经长霉点的琴盒。母亲离开后，父亲再没拉过小提琴。
傍晚父亲出门散步，她把琴盒取下来。松香从盒子里滚落出来。琴弦上积着虫壳。蛀虫都早已僵死。她犹豫了一会儿要不要把琴带走，最后还是放回了阁楼。
小提琴有四根弦。弦与弦并不相交，只有在琴弓和手指的触摸下，它们才发出和弦音。父亲应该比她更懂得这一点。
车厢连接处没人，牲畜、村舍和大片的农田掠过。村舍的屋顶有红有蓝，农田则是黄绿色。色彩闪烁跳动进入她的眼底。
很小的时候，她就显露出了对色彩和造型的敏感，对父亲擅长的植物学和音乐则毫无天赋。父亲鼓励她专注观察事物，比如在他们兴趣的交集———植物上。植物也是万物之一，父亲正巧懂得它们。叶片里汁液涌动，会低语。光合作用让植物焕发活力，根茎在运动。于是她知道，只要看得足够久，足够仔细，事物的面貌就会如试纸上析出的盐一样显形，留下人类眼睛可辨认的痕迹。从眼睛到头脑，从头脑到双手，她试着记忆、想象与转化，用色彩和线条来表达。可在传达这件事上，天赋将人区隔。极少的幸运者才能创造，她只是转译、搬运，学会一些东西，再教给人。
像父亲一样，当个教书匠没什么不好。从美院毕业后，她找了所中学当起了美术老师。对她这样的本地人而言，工作并不是决定能否在这小城活得像样的关键，她也就随意处理自己的喜好和职业。陈鹏远对她的工作倒是满意，每年两个假期，又无升学压力。男人兴许都这样，妻子和女友最好是幼儿园老师，其次是护士，既不会占用过多精力，又能为家庭做出贡献。她不经意地笑了，像是对过去的自己。
倒也有许多快乐的事。比如看学生的作品。孩子不关心人类社会既有的分类和所属，只描摹心中的图景，因为手里有一盏小灯。这灯照亮他们的感官，让他们能听到最细微的声音，主要是他们相信能听到，比如昆虫们的振翅声何尝不是低语？于是，孩子拥有自己的王国，对万物有独特的命名方式。其中部分孩子，日后会将这些幻想的名字与正式的命名相对照，从而获得秩序，成长出大人的外形。少数孩子，却可留住手中的火。
或许，她应该对手中的火苗更加确定。她快步走回包厢，想马上找到父亲。
父亲正跟邻座的俄罗斯大妈比画着说笑。大妈分巧克力给父亲。两人喝着红茶。茶很香，氤氲着水汽。
老樊趴在包厢门上，大声对父亲说：“老彭！你可以啊！”
父亲冲他摆摆手。
老樊不走：“我也想有个‘喀秋莎’啊！”
老樊跑到父亲身边挤着坐下，打量着俄罗斯大妈：“绿眼睛！”又对父亲说：“这导游也不安排我们去看看马戏！俄罗斯大马戏，多好看，多刺激！死人坟头倒是看了好些！”
“今晚不就看芭蕾舞了吗？”父亲说。
“你真该去拉斯维加斯走一趟。”
“美国啊，太远啦。”
“中国澳门也行啊！男人怎么也该去见识见识。”
老樊发现她一直瞪着自己，就笑嘻嘻说：“哎哎，我跟你爸爸可是有缘。我们俩下乡的知青点，只隔着两个大队呢。”
又对父亲说：“老哥哥，你们知青点当时是不是烧死过人？你在不在？”
父亲半垂着眼皮，像是陷入回忆，半晌才对她说：“唉，我的伏特加你收哪儿了？”
“爸爸！你就不能不喝吗？”
父亲缩着手，像挨骂的孩子：“跟你樊叔叔吹两句。”
老樊来了劲：“我去拿香肠，老哥哥你等着啊。”
她把两瓶迷你伏特加扔给父亲：“还有四个小时就到站。”
父亲笑嘻嘻。
香肠慢慢被啃得只剩个尾巴，父亲和老樊喝得脸泛红了。
老樊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所以，你们村是烧死了人吗？我记得是两个？”
“两个。是被村民烧死的啊。”
“被村民烧死的？”
“说是偷了他们的粮食，被堵在山洞里。起火是意外，后来火烧大了，没人敢去救，就烧死了。”
“不能吧？”
“就是这样。”
“我怎么听说是两个知青去山洞里耍朋友，点火取暖，起了山火烧死了。”
“是男女朋友。”
“那就是喽。我们那个点，也有搞对象搞得全村都看不下去的。”
“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啊？那个女的漂亮是漂亮，就是……”
“嗯，是我前妻。”
“老哥哥，你不是开玩笑吧？”
“你不信吗？我们村那两个，真的是被村民烧死的……”
她看着父亲，酒精把他的脸烧得很红。她不能确定父亲说的是实情还是醉话。关于母亲的那一句，蛇的芯子般吐出。母亲是她和父亲之间的禁忌。也不是不可以提，但只有那么数得出来的几次。现在父亲却对老樊随意说起母亲来。而且是她不知道的事。她瞪了老樊一眼，想阻断老樊说话的热情，父亲如果要说，怎么也该先说给她听。
“爸，你休息一下吧。”她说。
父亲像是没听见，趴在窗户上认真看飞驰而过的村庄。继而转身说：“有个俄罗斯小说，讲一个峡谷里的村子。这是个什么样的村子呢？是个教堂执事在丧宴上吃光鱼子酱的村子。”
“穷地方？”
“穷地方。连跳蚤都要烤来吃。”
“我们当时也老偷粮食，肚子饿啊。”老樊没头没脑接了一句。
“饿昏了什么都吃……”父亲说。
“背枪的老知青捉了人家狗儿炖来吃。”老樊说。
“背枪的都横着走。”
“我也是听说的。我们去的时候，没有枪没有炮，天天挑大粪。”
“沃田啊？”
“往田坎上挑。”
“也怪不得他们恨。那时候太能吃，一顿四碗苞谷饭都吃不饱……”
“反正我是怕！老哥哥你那时好歹有力气，但我才十五岁啊……”
“那你还是初中生？下去是为了啥？吃粮食？”
“嗐，下去，每个月有八元生活费，头十个月还有三十五斤供应粮，我争破头也得去啊！是不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你那时候……是背枪的？”
“我比你大不了多少，也是中学生。下去是因家庭情况，没办法。”
“难怪不认识你。那时候出名的，都是老三届。”
“他们下去得早。咱们就赶了个尾巴。”
“你记得离我们公社不远有个林场吗？有条河从中间穿过。”
“河……河坝边上山坡上有棵消息树，是金丝榔。”
“就是那个公社，好多树，现在修成高尔夫球场了。”
“球场！那些树呢？还在不在？”
“留了些大树，以前种粮食的山坡全部被清理了。”
“哎呀！”父亲拍了下大腿，力气大得眼镜都歪了，“那么多金丝榔，可惜了。”
“金丝榔值钱吗？”
“就是榉木，现在比不上黄花梨、红木，但也是好木料。”
“嘿，那时候知道是值钱货，还刨什么土坑？种什么地？直接把树放倒。”
“你放吧，一放，你就是破坏国家资产，抓你树个典型！”
“那我就扎根农村一辈子了。”
“农村？想得美！你扎根大牢一辈子。”
两人大笑，将握着的酒瓶子碰了碰。
她在手机上搜索父亲插队的那个村子。父亲跟她说过好些次那个名字奇怪的村子，她逐字问过怎么写，也就记住了。电子地图里，一个小红点显示着这个穷乡僻壤的村落在世界上的位置。
一条黄色的断头路从最近的城镇通往村子，此外，橙色线条是国道，初建于一九三四年，沿用至今。再远些，高速公路与村子平行。她记得父亲说过，当时他都是靠走路走回城的，要走一整天。
奇怪的是，她记忆里有清晰的画面，她跟母亲站在村子对面的山头，隔着小小的湖泊眺望那村子。母亲说，你爸爸当年就在那里当知青。山苍翠，水寒青。除了这些颜色，那村子什么也看不见，就像是贫瘠本身。被困在村子里的父亲，也许也像她一样爬到山头这样远眺过吧。
景深一旦拉开，真实就可比对而出。如今父亲已六十岁，一生的命运已悉数掷出骰点。她知道父亲后来考上大学，没有再回过村子。像父亲生命里的其他秘密一样，他任由它们沉默下去。即使像现在，偶尔被拔出记忆的土层，父亲也三言两语，让往事静止在语言的边缘。
她一直觉得小城太小了，兜兜转转都是同学、亲戚。可小城似乎又很大，大得可以把很多秘密埋到地底，除非像父亲和老樊这样，意外地被挖掘机从陈旧的土层里翻挖出来，才能相逢。
车窗外色彩飞驰。她几乎有些嫉妒地听父亲和老樊在酒精的作用下一起唱着歌。不是俄罗斯民歌，而是她不会唱的、老樊和父亲知青时代的歌。
老樊说：“老哥哥，我就羡慕你这样的，考上大学，起点不一样。我当年也去考了，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再考，上了中专。”
父亲说：“那年头，上中专的人也不多。你学的什么专业？”
“我说出来你别笑。”
“兽医啊？”
“真学了兽医，我也就没这么苦了。”
“就是，兽医那时候吃香啊。”
“猜不到吧，你肯定想不到。我学护理的，男护士！”
“男护士比较少见。”
“还不是怪家里，我五个姐姐，我老幺，给我取个名叫樊小花，好养活。分配专业的老师估计一看这名字就默认性别女了。全班二十七个女同学，就我一个男的。读了一年我才转到药剂班去。”
“那你现在还叫樊小花啊？”
“改了改了！”老樊笑道，“改成樊大花了！”
父亲笑。
老樊继续说：“我想着改学药剂，要再把我分派下乡，就用不着去管计划生育，是不是？我怕那玩意儿，走村串户的，还鸡飞狗跳。结果咱们又是药材大省，一来二去，还是往乡下跑。但那时候好药材真是多，山越大的地方越多。下去一趟，打几只斑鸠，再搞只‘竹溜’（学名竹鼠），那确实打牙祭了。”
父亲问起老樊去收药材的地方，两人你来我往，更多陌生的地名涌现，连缀起他们年轻的日子，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父亲研究的是经济作物，近年果树收益高，又培育火龙果苗、百香果苗，但药材也是植物，跟老樊聊开了就没完没了。又说到土壤、水源，省内北部的高原草甸、南部的河谷地貌对种植的影响……她插不上话。
她还小时，父亲会带着她去乡下出差。他们住的是穷地方，乡下就更加破败。或者不能说破败，破败是光辉后的颓丧，而那些地方，只有石头和黄土，连房子都是草草盖成的，更不要提人的衣着日用。父亲培育的植株，栽到黄土里很难存活。他说这是土壤太坏，如果是东北平原肥沃的黑土，作物就会欣欣向荣，连叶片都会油光锃亮。可他又说，土壤不是农民能决定的，太金贵的作物，他们记不住种植方法，也种不活。许多村子指望着靠天吃饭，其实并不全然是懒惰。自然，穷地方的人愚昧，有时可恨，可如果苞谷能填饱肚子，他们也就无所求，并不想搬离。
父女俩一起坐乡村巴士在泥泞路上晃荡，她总是晕车，吐出来的是在乡下吃了还没来得及消化的苞谷子。那就是她跟父亲最初的旅行吧。跟现在不同，那些旅程往土地深处去。
父亲与老樊已经说到薏仁米的精加工了。话题在迅速跳转，两人不时拍拍对方肩膀，大呼小叫。
她对着车窗外彩色的村庄发愣。被烧死的年轻人，胃里也装着苞谷子吗？他们是不是父亲的朋友？父亲却没有再提了。
一起啃过香肠喝过伏特加后，老樊跟父亲更亲近了。去看芭蕾舞时，他跟父亲坐在一起。吃俄餐时，跟父亲大声议论三种鱼子酱的好坏。
自由活动的一小时里，老樊执意要请客，因不是饭点，只能在夏宫里找了家咖啡馆坐下。老樊打发两个手下走开，又对父亲说：“自己玩儿都不会吗？
真是!”
她问老樊这次考察得怎么样，老樊说：“要等折返莫斯科才能见到自己的客户。”又嘀咕说：“老毛子效率太低，但愿不要白跑一趟。”
父亲说：“返回莫斯科，就待一天半，来不来得及？”
老樊说：“时间约好了，就去碰个面，该签字签字，小事情。”
父亲说：“你这趟成本不低。”
老樊说：“老哥哥，不带两个人，不像样子。做不做得成，都要做啊。我们生意人，可不能看天吃饭。”扭头看看窗外又说：“咋没有泡温泉的地方呢？这风吹着，能泡泡温泉多好。”
父亲笑。
老樊说：“我也想做票大的就收山了，可钱挣进来又花出去，没个头。”
父亲小声说：“你发现没有？他们水龙头里出的都是热水。之前我以为是宾馆条件好，刚才去上厕所，水龙头也出热水。”又感慨地说：“这国家能源确实丰富。”
“热水是zhengfu免费供应的，直接入户，”老樊说，“暖气也是，国家财政补贴。”
“这么好啊，”父亲感叹道，“现在我们单位一入冬还在发取暖费呢。以前还每家弄个铁炉子，烧煤，烧蜂窝煤。”
“他们吃得没我们好啊，”老樊说，“咱们到了以后，这都几顿了，带叶子的只有白菜。不带叶子的蔬菜也只有洋葱、胡萝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这怎么受得了。”
“不知道他们教育、医疗怎么样。”
“就那样吧。搞石油的都去伦敦买房、享受，哪里的有钱人都这样。”
父亲望向窗外不远处的水平面：“我以为这是条河，听导游讲才知道是挪威湾，那不就是海？来俄罗斯，我以为起码要看看河。伏尔加河、顿河……”
“《静静的顿河》！”老樊笑了。
“你也看过？”父亲问。
“拼命翻啊翻，要翻到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妮娅搞恋爱的地方！”
“你这抓重点抓得好。”父亲笑道。
“我还真看过。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
“噢噫，静静的顿河，你的流水为什么这样浑？”父亲扬起声调半唱半念道。
“啊呀，我静静的顿河的流水怎么能不浑！”老樊应着，又说，“怎么样？怎么样！”
“你去过吗，顿河？”父亲问。
“没！上次来也是莫斯科、圣彼得堡。跟团就是麻烦。”老樊说。
“俄罗斯不能自由行吗？或者商务签证？”她问。
“不能吧，办起来很麻烦。我怕麻烦，”老樊随口答道，又说，“回圣彼得堡能坐船游河。也算是条河吧。”
她从包里翻出行程表：“船上还有歌舞表演。”
“主要看看风景。”老樊说。
“昨晚两个芭蕾舞演员跳完了，我看其他桌有人给小费，就也给了十元，十美元。”父亲说。
“唉，”她叹气，又对老樊说，“我爸平时花钱让人擦皮鞋都不肯。”
“留着来俄罗斯给小费的，”老樊说，“我儿子也笑话我，去俄罗斯干吗？英法德意怎么排，也轮不到它啊。我说你们年轻人不懂，不懂……”
“真来了吧，跟想的又不一样。”父亲说。
“他们不收美元，这个太讨厌了，”老樊说，“昨天你们啥也没买是吧？刷卡机没信号，我刷了好几次也刷不出来，美元又不收。”
“导游手里有卢布，跟他换点。”父亲说。
“是！那是后来。刷不出来吧，又不收美元，那个胖大妈还一脸不耐烦。跟欠了她钱一样，有那么看不上吗？我说‘dollar，dollar’，她装听不见。我把钱拿出来给她看，她直接摆手，不收！”
“你要拿着美元去黄果树景区买东西，还跟人‘dollar，dollar’地喊，肯定也没人敢收啊。”父亲说。
“这不是莫斯科吗，好歹也是首都，”老樊又嘀咕着，“其他钱倒是收得挺痛快的。”
老樊招手，指着茶壶跟服务员说hotwater，服务员走过来看了看，表示不明白。老樊揭开壶盖，给服务员看看能看见底的空壶，嘴里念着“咕嘟咕嘟”，模拟往壶里倒热水。服务员把壶拿走了。老樊说：“我其实不爱出国，费劲，跟他们要个开水都不明白。”
父亲说：“可以啊老樊！我就不行，哑巴一个。”
“嗐，我也是去加拿大看儿子，被逼出来的。我住不惯，我家那婆娘，见了儿子就守着不走，一住一个月。”
“加拿大……”父亲低头喝起已变淡的茶。
“加拿大没意思，要去就去拉斯维加斯！”老樊又开始说赌场的事了。
她站起身，说要去散散步，把父亲留给老樊。
出去没走几步，看见导游在集合点的长椅上坐着。导游主动跟她打招呼，请她喝格瓦斯。她看了一眼卖格瓦斯的小推车，说她喝过格瓦斯。导游说，尝尝，跟国内的不一样。
报团时，她在旅行社网站查看过导游的资料。如今所有老板都想跟上社交网络的浪潮，不额外投入就指望员工能带来更多红利。这个本名叫孟凡的年轻人的头像旁边被一堆不同颜色的关键词簇拥着：认真负责、细致耐心、有错就改、热爱祖国。对一个导游来说，这些词似乎为他增添了可靠的品质。可如何面对这个微胖的年轻人，没有任何有效信息。
她意识到自己在打量他的背影，心里不自觉地把这人跟陈鹏远做比较，不禁吃了一惊。
孟凡帮她的那杯格瓦斯插上吸管。她开玩笑般说：“我有男朋友的啊。”
“嗐，我也有女朋友啊。”
两人都笑了。
“怎么样？”孟凡问。
“什么怎么样？”
“格瓦斯怎么样？”
“还行。”
她咬着吸管，慢慢喝饮料。她并不知道怎么跟导游说话才是合适的，或者她太久没有跟陌生的年轻男人说话了。
“感觉还行吧？”孟凡问。
“好喝。”
“我是说这儿，莫斯科、圣彼得堡。”
“我爸喜欢这儿，跟我说什么白桦林、三套车，刚才又说想去伏尔加河、顿河。”
“这两条都不是俄罗斯的大河。你爸爸肯定看过《静静的顿河》。”
她沉默几秒，突然想到一个话题：“你看没看过一个电影，讲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动物园有只狮子跑出来了，撵得他们满街跑。”
“《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
“对！对！小时候我在电视上看了好多遍。”
“里面好多景咱们今天都路过，明天就要去喀山大教堂啊，涅瓦河啊。”
“我就记得那只狮子了。”
“那只狮子已经死了。”
“啊？”
“说来话长。那只狮子是一户人家养的宠物，那家除了狮子还有豹子。”
“我看过把熊当宠物养的图片，说‘战斗民族’什么的。是真有人养熊吗？”
“那不能。熊扇一巴掌你就没命了。倒是有养小熊来演马戏的。但你别说，也有不少老外以为中国人养熊猫当宠物的。”
“你有宠物吗？”她笑着问。
“有啊！养了只猪。”
“真的啊？”
“真的啊，我女朋友嘛。我就是动物饲养员。”
她笑了，猛然想起陈鹏远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要像养猪一样养活她，让她膘肥体壮，全身散发出幸福的光芒。
夏宫的建筑外墙刷着明亮、崭新的涂料。不知是不是因为高纬度地区独特的阳光投射角度，色彩和光影都带着蒸汽般氤氲的光圈，像罩在大玻璃罩子里的玩具模型。
孟凡问她去过哪些国家。
她报出几个国家名，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跟团出游。已经快没有空白页的护照，都是跟陈鹏远在一起的前三年出去用掉的。最初的快乐总是像海浪连绵不绝。他们发现共同的爱好，再发展共同的爱好。如今，她却怀疑是过度透支了快乐的份额，才只留苦涩。
在一起第三年时，她提出过分手，理由是她没有跟谁维持过超过三年的关系，再下去就要崩溃，不如提早收场。陈鹏远说：“你为什么总是逃避呢？为什么要预设一个糟糕的结果，然后早早就放弃？”她说：“我就是这么有病，你受不了就走吧。”他说：“你看，一说起来，你就逃避，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然后自己躲起来。”她说：“对，我就是这么没用，你现在才知道吗？”她知道自己在试图激怒他，然后以近乎戏剧化的方式破坏掉现有关系。一团混乱中，人无须再辨认对错，只需耽于情绪，就像孩子推倒积木墙。所谓失恋疗伤，多认定自己是受害者，自怨自艾。这些她都知道。可是除了父亲，她没有跟谁有过长期可信任的关系，而跟父亲，是不需选择的关系。
她和陈鹏远又一起度过了三年。后三年与前三年截然不同，不同到她的记忆里白茫茫一片，什么也没有留下。朋友们说她，这样拖下去，不结婚不生小孩儿，两人会散的。她当时不信。她看过一张旧照片，父亲拉小提琴，母亲跳舞，他们年轻的脸会发光。父亲后来再也不拉小提琴了，母亲呢？还跳不跳舞？
很难说是谁把关系搞砸的。最终成了讽刺剧，陈鹏远像母亲一样，成了逃走的人。与母亲留给父亲的羞辱一样，陈鹏远也用跟另一个女人的关系破坏了他们之间曾有的信任。如果这信任真的是双方的。在道德上具备了真正的受害者资格后，她却没有一丝开心。无论关系好坏，无论其中一方对关系的破坏负有多少责任，被人背叛仍是剧痛。朋友试图安慰她，跟她说，陈鹏远起码是主动跟她承认有了别人，不像某某的丈夫，留下一张字条就消失了，手机销了号，工作辞了，父母也一问三不知。“一个人凭空消失，并不会减轻伤害。”朋友说。所以对遗迹也要感恩吗？在一起住了六年，房子的角落遍布痕迹。
半夜偶发的噩梦里，她看见自己坐在墙上，双腿晃来晃去。似乎人生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再往下，不是变成父亲，就是变成母亲。而她的痛苦在于，她不想要二手的人生，不想重复成为任何人，哪怕是父亲和母亲。
孟凡问她有没有投币许愿。
“许愿？”
“喷水池，你看见水里的硬币了吗？都是人许愿投下去的。”
“我不信这个。”
“干吗不信，试试呗。”
“我在罗马投过，在凡尔赛宫也投过。”
“两次不中，那说不定这次就中了。”
孟凡摸一个硬币给她。
“嘿，你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
她接过硬币：“没事。我可不会买琥珀的啊。”
“你怎么老把我往坏了想？”
在陌生人的陪伴下，往参孙徒手掰开狮子嘴的雕像投币，多少有些荒诞，像人生更多时候的错位。硬币入水，瞬间沉底。她的心也咚的一声，不知被什么击中。
“我也来一个，”孟凡说。他摸出硬币，向着参孙掷去，“明年买房！”
“明年？那你还有六个月。”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谁让你说出来？谁会把自己的愿望说出来啊？”
“为啥不说出来？”
“为啥是明年？”
“明年我女朋友就二十九岁了。”
她不再说话，跟孟凡挥挥手，往咖啡馆走去。
老樊不见了。她坐下，看菜单，准备叫喝的。菜单看了许久，她抬头叫侍应生，发现父亲看着她。
“还是自己姑娘好看，是吧？”她打趣道。
“我姑娘好不好看，看看我就知道了啊。”
“哼，我看你现在眼里只有樊小花了。”
“哎，他也不容易。”
“哪里不容易了？人家带着两个马仔呼啦啦来俄罗斯签单，去赌场休闲一下还挣美元。”
“带两个人出来，也得花不少钱吧。”
“没用的话带出来干吗？他一个当老板的，肯定算过成本。”
“没看出来有什么用。”
“你真相信他在你附近的知青点吗？”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也没什么可骗的啊。”
她想了想说：“火龙果确实没什么药用价值。”
父亲笑了。
大巴载着他们回圣彼得堡。宾馆就在涅瓦河边，天色尚早，团员们三三两两到河边溜达。她、父亲和老樊也沿着河走。河面宽阔，风吹得头发乱飞，也吹乱正在拍婚纱照的新娘的白纱。几个团友见到金发的新娘，都借景拍照，把一对新人、河面、远处彼得保罗要塞的金色尖顶定格在同一画面中。新娘的白纱在高纬度的日光中燃烧般反射出耀眼白光。
老樊最先看见熊。他激动得语无伦次，手指在空气中击打着方向。顺着他的指尖看过去，先是一个卖冰激凌的木头小推车，接着是河堤和路面的圆石，不断扭转身体调整视线，才看见那只小小的、被冰激凌推车挡住了的棕熊。棕熊一动不动地站立。老樊叫道，好家伙，屁股底下有根棍子！小熊坐在一根竖起来的木头上，稳稳当当。它四周并不见驯兽人。直至他们三人走得近了，穿马甲的卖艺人才从河堤背后的草坪上闪出来。这么近距离地看一只熊还是头一次，父亲和她都有点怯，站得远远的不敢动。老樊却不怕，靠上前去，扔了张一百卢布的票子到卖艺人的帽子里，抱着手准备看热闹。
卖艺人吆喝了几声，小熊却不动，仍旧坐在木头上。他又吆喝了几声，像念咒，小熊挪了挪屁股，木头掉到地上。老樊鼓起了掌。艺人往熊嘴里塞了点东西，小熊直着身子走了几步就耍赖不走了。老樊吆喝起来，Standup！Goodboy，standup！熊并不听他指挥。艺人又往熊嘴里塞了点东西，但小熊似乎打定主意不配合，继续赖在地上。老樊叹气道，这熊太小了，还驯不起来呢！又回头看看自己扔在帽子里的一百卢布，摆摆手说，算了算了。等他们仨走开了，艺人才吹起口琴。小熊呢，又坐回木头上去了。
“骗人的玩意儿！昨天买的巧克力也是假东西，全是糖和淀粉！”老樊愤愤道。
“熊这么在街上蹲着，不犯法啊？”父亲说。
“你说咱们出来图什么？老遇上些骗子。”
“你跟只熊生什么气啊，那是chusheng。”
“我就等着回莫斯科了，赶紧签单，完事，回家吃火锅！”
“不去Casino啦？”父亲逗老樊。
“去啊，怎么，你改主意了？”
“我连麻将都不会打，去了给人当傻子骗，有辱国威啊。提振雄风就交给你吧！”
老樊乐了，扭头对她说：“我就爱跟你爸爸说话。我们哥儿俩能聊到一块儿去。”
父亲遇见老樊，或者老樊遇见父亲，多少让他们的旅途有些不一样了。她想到父亲的好朋友，她口中的陶叔叔。二十年前，父亲跟陶叔叔也是这样消磨掉一个个白天和夜晚的吧。行酒令时，陶叔叔会自己瞎编口诀，比如，五魁首啊六六六啊，美不美啊看大腿啊。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小城的夜晚静谧也热闹。静谧的是街道，路灯昏黄，梧桐树叶低垂。热闹的是家家户户窗户里边的人声。作业总是做不完，她就在那盏红色的塑料台灯下写啊写。隔着门，父亲的声音几乎听不见，陶叔叔的声音却高亢而兴奋。陶叔叔的身体里像有一台永动的马达，轰隆隆运转，带给他无穷的力。他会跟父亲争论花生米到底怎么才能炸酥，要偷偷克扣多少车队的油钱才能给一大家子置办好年货。母亲离开后，父亲最落魄的日子里，陶叔叔总是带吃的过来。发现父亲老煮面条给她吃，陶叔叔一把夺过锅子冲父亲吼：“你要把姑娘整死啊！”陶叔叔死时不到五十岁。
如今的医学统计数据结果是，内向的人易生癌，外向的人易爆心脏。陶叔叔外向甚至急躁，却生癌。四十多岁健壮的身体，一年之内衰朽如枯木。父亲挂黑袖套，参加葬礼，骨灰盒入土时，父亲跟扶灵的陶家亲属一样大声吼叫。不是哀哭，不完全是，是比哀哭奇怪的声音，不知从身体什么部位发出。
陶叔叔走后，父亲再没有一起消磨，不，浪费时间的朋友了。成年人守着自己的堡垒。她现在多少可以理解父亲的沉默。从某个时候开始，跟最亲密的朋友巨细靡遗地分享，似乎被年龄或其他更钝重的力截断。她也一样。不再去麻烦别人，独自慢慢领受。无论老樊是真是假，几分真几分假，她感激他的出现，哪怕旅途即将结束。
父亲指着河对岸的彼得保罗要塞，跟老樊说以前这里是关罪犯的地方，还有铸币厂。
她想起临行前父亲塞进包里的小笔记本，密密麻麻都是网上摘录的景点要览。而她呢，在莫斯科一直没什么精神，到圣彼得堡后好些。她喜欢欧洲。油画是欧洲人被自然启示后伟大的见证。圣彼得堡悬在俄罗斯西端，有老欧洲的韵律和节奏。连天空、树、野花的颜色，也如印象派来临前的时代，荷兰画家们在市井小民的肖像画、野味珍禽的静物画里所铭记的那样———带着上帝亲吻的遗迹，洋溢的却是俗世的喜悦。
她停下来，看父亲和老樊渐渐走远了。她冲着父亲的背影喊：“我累了，我先回去了。”
她独自回到房间。床窄小，但好歹是单人房。她裹着毯子躺了一会儿，翻看在冬宫买的画册。冬宫有提香、达·芬奇，有伦勃朗。她试着回想在原画前驻足时看到的色彩与光影，尽量不去在意眼前印刷品的轻微反光。抱着耶稣的圣母玛利亚被达·芬奇画得像人而非神。还是婴儿的耶稣看向画面之外，是达·芬奇让他看向画面之外，如蒙娜·丽莎看着一代代人般，婴孩耶稣也看着一代代人。
她戳亮手机。没有信息，没有未接来电。她花了那么贵的国际漫游费。
那天下午，接到陈鹏远的电话后，她茫然地把日期和时间写在玄关的月历上。她感觉不到好或坏的迹象。她吃得比平时少，可并没有消瘦。除了偶尔做梦，她没有掉入回忆的黑洞。甚至她看起来也还好。学生们没有投诉，同事们如常在走廊和休息室跟她点头聊天。可她身体里某个看不见也摸不到的部分出了问题。她能听到轻微的咝咝声。
约定的日期，陈鹏远来搬走她整理出来的几箱东西。她没有扔掉他的拖鞋，他也就换上那双蓝色的拖鞋，蹲在地上开始清点。“不会再打扰你了。你脸色不好，有时间去看看中医。”
为什么他用这种朋友般的语气跟她说话？
放下画册，她拿起钱包，打算下楼去买酒把自己灌醉，让这个夜晚赶紧过去。她讨厌清醒着的自己耽于无解的情绪中。她只想沉沉睡去。
就在她拎着伏特加瓶子走回大堂时，电梯门开了，孟凡和狮鼻女人迈出来，跟着是担架队。她还没来得及开口问话，狮鼻女人却冲到她面前，抓住她的胳膊：“我不会说……我不会跟医生说……姑娘，你帮帮我，帮帮我！”
狮鼻女人头发蓬乱，扣子错位。担架上，她年迈的丈夫神志清醒，却上了氧气。
她被狮鼻女人抓得有些疼了，皱了皱眉头，本能地想抬手甩开。女人的声音更急切了。她仔细看老人的脸，嘴角没有涎水，嘴唇也不发青，脸是有些白，可呼吸还平稳。救护人员抬着担架不紧不慢地往救护车走。
“他平时有没有高血压、心脏病？”她问。
“我不知道……”女人答。
“没体检过吗？”
“我认识他不久。”
她转头看看孟凡：“医生怎么说？”
“测了心电图和血压，血压有些高，得去医院检查。”孟凡说。
“你们去吧。明天见。”她转身准备离开。
“唉，”这次是孟凡叫住她，“你能跟我们去吗？阿姨这边可能有些事不方便。”
狮鼻女人脸红了，似有难言之隐。
她跟女人并肩坐在救护车左侧的长凳上。医护人员和孟凡坐在对面。已入夜了，可是天空不管不顾地亮着。救护车红蓝交织的闪光偶尔映进车内，把他们的头发、脸庞和身体染上颜色。窗外背景没那么亮的时候，她在车窗上看见自己的样子，与来俄罗斯后看见的街头醉鬼别无二致：披头散发，抱着酒瓶子。
她身边的狮鼻女人，现在她才知道女人叫匡福琴，正拿着自己和丈夫的护照反复翻看。
她忍不住提醒：“信用卡是你的吧？”
“什么？”
“看病可能需要预付押金。一般用信用卡。”
匡福琴愣了：“我刷他的卡、签他名字，行不行？”
她跟孟凡对视一眼。
孟凡说：“到那边再看吧。”
孟凡站在医生旁边做翻译，听医生问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