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高三年级纪事〔中〕（10）
惊恐大呼上大当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辩论会上发言的，除了几个事先做准备的班团干和一些所谓“积极分子”之外，似乎还有两个平时与我友好的同学，居然也站了起来发言，进行揍看热闹。
就是连我的同桌，也讲了几句令人实在无法理解的话，顿时之间，仿佛大家都在赶时髦和跟大流一般……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只有一位同学却与众不同，似乎就是杨名珠同学，只见他却低声地替我说了一句公道话，令我突然之间，觉得十分意外：
“我认为，不能够把王飞和机会主义分子等同看待。主席不是说过，允许人家把话说完，不要开‘帽子工厂’，乱给人家扣帽子嘛……”
此时，我开始有些后悔了，为什么当初校长一号召进行大鸣大放，自己就马上变得是那么积极呢？
顿时之间，我忽然想明白了。原来，就是在运动未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靶子’，还得要在开始鸣放以后，方才能够抓到把柄的。道理就这么简单。
虽然，不少同学早就从社会上，看到了说逆话的下场，有的同学，虽然也写大字报。但是，写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无伤大局的事。同时，他们“放”得早，“收”得也早。
后来听人说，一些同学的家长，吸取前年所搞的反右斗争的深刻教训。于是，便在事先就再三偷偷地告诫自己的子女：
“……不许你在学校里胡说八道，带头参加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你可要知道，那些全都是蒙骗人的手段。可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啊。”
因此，几个原先写过大字报的同学，后来也一反常态，转变成为了批判别人的“积极分子”。用实际行动，以此去将功赎罪。可是，偏偏我过于认真，不吸取以往的历史教训。其实，是太幼稚也太傻了……
接连几天的下午，各个班级都在不停地召开全班的辩论会。名为“辩论”，其实质却是公开地批判几位同学发表的所谓“‘右’言论”。说他们和机会主义分子是“一鼻孔出气”，“同穿一条裤子”，等等。
后来，还把那几位同学的祖宗三代、亲朋九族的污点，全部都挖了出来，公开让大家知道……
此时，我还是一样，是坐在教室的中央。只是不由得浑身颤抖，仿佛自己就是个‘罪人’一般。
可是，我实在是想不通，你可要知道，当时大家出于‘听话’才写了大字报。其实，校长不也说过，“同样的一句话，机会主义分子’说的，跟我们同学讲的有本质上的差别。”
并且，还一再进行强调，不上纲上线。但是，实践证明，却并非如此。
有些同学在大字报上，虽然用了一些‘不恰当’的词句。他无非是为了使大字报“出奇”，有“份量”，能引起同学的注意。其实，它的大字报内容，往往也是十分贫乏的。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位曾经被批判的同学，就这样地对别人说过：
“其实，我只是为了吸引人看，才故意用上这样的标题。而并非是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也可以说，我也是纯粹是想‘出风头’而已……”
对于这样的错误，原本就应该从学生容易“脱离实际”，犯“主观片面”，“个人主义”等方面去进行批评教育就可以了。
如果，硬性地搬用社会上，对待阶级敌人的一套办法，套用“攻击三面红旗”，“反对太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上纲上线一块地进行联系的话，就必将会大大地伤害了同学们的自尊心和积极性。
一个人犯错误，只要不是出自他的本性，而是由于一时的糊涂，就应该抱“治病救人”的态度呀。
就这样，不知在什么时候，校长已经在同学们中间坐了很久了。后来，偶然之间，我回过头的时候，突然才发现了他。
就是在当辩论会快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校长他在最后，曾经这样地去对我们同学们做总结发言的：
“同学们！请大家不要有所误会，今天不是要捉机会主义分子’。刚才同学们发言当中的有些话语，可能是说得重了点。但是，不要从词句上去追究，而应该是从阶级感情方面去考虑它……”
说得真是岂有此理。叫别人不要追究词句，说得真够轻松……
当初，如果不是你校长使劲启发鼓动，同学会平白无故去写那些大字报的吗？会在大字报当中，竟然会想出那么多恶毒刻薄的话语来吗？
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跟写大字报的那些人的思想根源有关……
那么，请问，学生不是在学校教育鼓动之下而做的吗？如果真的是错了，该由谁来负责呢？难道，你校长是故意在唆使人进行干坏事，而后自己又溜去叫警察，还说是出于“好心”的吗？
大家可要知道，学校的教育职能，就是要将错误化有为无，还是无中生有。或者，是故意设计陷阱，网罗学生，再来达到所谓的“教育”呢？真是的确令人费解……
后来，我还听别人在说，高5班被辩论的学生是宾湘、陈广生、刘朝贵等；高6班是刘汉杰、覃甲荣、刘运才、郑文威等。其中，刘汉杰、刘朝贵最后还受到了学校开除学籍的处分……
正是：
当初听话大鸣放，什么问题都可讲；
那知运动这样搞，惊恐大呼上大当。
欲知后事如何，请君往下细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