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死在主子的手下
1．忤逆日本人的旨意
1942年底，太平洋战争已进行了一年，美军开始反攻。日本侵略者内外交困，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其统治集团为了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决定实行“对华新政策”。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决定“专心加强国民zhengfu的政治力量，同时，应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日的口实，和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完成战争而迈进。”这就是说，要用独立自主的伪装，来进一步装饰汪伪政权，增加它的欺骗性。同时，设法缓和囊括主义政策在中国人民心中造成的极端恶感，以应付太平洋战争越来越困难的局面。
于是日汪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欺骗活动。1943年1月9日，汪精卫和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签订了《共同宣言》和《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2月初，日本占领军同意汪伪政权“一律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并“禁止悬用五色旗”。3月13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抵达南京，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还排演了其他一系列“精彩”节目，如移交英、美在租界的产业；停止发行“军用票”，稳定伪中储券的币值；将日本在华特务机关改名为“联络部”；日本华北派遣军公开“劝谕”日军要尊重汪伪政权；等等。
很显然，所谓“对华新政策”，就是要粉饰太平，笼络人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李士群为代表的汪伪特工势力便越来越不适应日本侵略者的需要了。
而“对华政策”的目的，是企图通过加强汪伪政权的统治，更有效地榨取广大沦陷区的物资和人力，将中国内地变为它在决战中的粮仓与武器库。
日本侵略者为了获得进行太平洋战争所需要的大量物资，想方设法拉拢上海的大资产阶级。首先，他们交还了部分被“军管”的资本家工厂，还通过伪中央储备银行贷出巨款，收买一些资本家，使他们替日方发展工业。日本著名的“皇室中心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大川周明，还受命从日本到上海，会见一些中国的资本家，要求他们与日汪合作。这些资本家表示，日本占领军庇护李士群、吴四宝这类特务为祸上海，bangjia杀害上海资本家，持枪冲击交易市场，使人们实在难以与日汪接近，大川周明回国后，向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汇报这些情况，要求予以重视。东条特派日本驻华总司令部第四科科长过政信处理这个问题。为了安抚上海的大资产阶级，扫除实行“对华政策”的障碍，日本侵略者决定抛弃李士群。
这时，日本侵略者要杀李士群，还由于他的特工势力过分膨胀，不再像以前那样俯首帖耳了。李士群不仅反对从小学开始教授日语，也反对日华提携论，要求中日平等。这无疑大大忤逆了日本人的意思。
然而，随着中日战争的发展，尤其是在与日军争夺沦陷区的战略物资——粮食和棉花的问题上，双方矛盾日益加深。李士群忘记了自己的奴才地位，竟敢与主子一争高下，这也是李士群最后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连他的后台晴气也怕他过于引人注目，警告他说：“我们的师团长出入，还没像你这个样子！你该注意点了。”但是，李士群置若罔闻，仍然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丝毫不加注意。他每次外出，汽车前一定有两部武装机器脚踏车为前导，威风凛凛，招摇过市。
此后，不利于李士群的情报越来越多地传入日本特务机关。李士群之所以敢如此为所欲为，主要是靠着日本军部代表晴气庆胤的支持。
1942年冬，晴气调往华北，李士群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李士群听说晴气要调往华北，就怨声载道地说：
“近来‘清乡’工作摩擦太多，我单独一人已无信心将此发展下去。战局前途渺茫，我想就此到东京一带去蛰居一时，养精蓄锐。”
晴气听他说了丧气话，便激励李士群道：
“我已经完全拜托了影佐先生，希望你振作，完成‘清乡’工作，实现救国夙愿。”
晴气前往北京，李士群一直送到了飞机场，一直不想离开，李士群说：
“如果华北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来干的话，请马上叫我，我会放下一切立刻就去的，请务必叫我一下。”
同年6月，继影佐祯昭，柴山中将任汪伪zhengfu最高军事顾问。他对李士群极为不满，认为李士群的权力太大，又不肯完全听从日本方面的指挥，必须把他除掉。
第二年的7月，李士群给北京的晴气庆胤寄了一封信：
“一切都陷入僵局。周佛海正在暗中活动，企图把我从江苏省撵走。失去了江苏省，我就难以供养部下。但是，如果我离开中国，周佛海也不至于对我的部下见死不救吧。我为了自己，也为了部下，希望能暂时流亡到日本，你看怎么样？”
晴气庆胤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李士群毕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对李士群还是有感情的。
1943年8月，柴山亲往北京拜访晴气，商谈关于处置李士群的事。柴山向晴气讲：
“李士群非常蛮横和固执，这使我极其为难。我以为若不是有其他原因，那么他的精神定会有问题。你看，他事事与周佛海顶撞，扰乱南京zhengfu，使政治局势不稳定，你看，这件事怎么办好呢？”
晴气回答说：
“关于南京的情况，我大体也比较了解。李士群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全怪我领导无能。给你添了麻烦。但是，阁下要我做些什么呢？”
柴山说：
“李士群之所以能够发展势力，也是因为他掌握着江苏省的大权。如果失去了财力，他也会收敛起来。要解救汪精卫zhengfu的财政困难，江苏省的主席就不应该由李士群担任。我作了种种说服工作，他怎么也不同意辞职，你有什么好办法呢？”
晴气明白柴山是想取得他的支持，可他也知道李士群是不可能答应失去伪江苏省主席一职，于是故意将了柴山一军：
“那就顺便让他也辞去特工总部的职务，不就行了？”
柴山不同意，说：
“这可不行。李士群也是建国的功臣，不能下此毒手。而且，特工的责任今后将越来越大。因此，唯有特工总部，无论如何也要李士群继续干下去。”
晴气不置可否。要一下子搞垮李士群，晴气从心理上还不能接受。
这次会商，虽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是，日本主子要抛弃李士群的大势，却是再也不可挽回的了。
2．周佛海投靠军统
李士群等人一直想要拉拢更多有威望的人来为自己服务，除了策反军统和中统的特务外，许多中立分子也在他们希望拉拢的名单中。刚巧近日传出“唐生明不满大后方艰苦生活要到上海住家”的消息。而上海著名的“白相人”潘三省也在自己的几家赌场里大谈自己要接兄弟唐生明来上海玩。这让李士群一派又蠢蠢欲动。
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四弟，他英俊潇洒，精明干练，善于交际，在民国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中都有朋友，称得上是当时打太极打得最好的政治人物。他先后做过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的学生，与陈赓友情甚笃，和戴笠也是打成一片。他还和汪精卫很熟悉，他的大哥唐生智在汪精卫投敌之前，与汪一直是政治盟友，唐生明多次参加他俩策动的反蒋活动。在当时他是非常著名的“花花公子”。在收到潘三省送来的为唐生明接风的宴会请帖后，李士群当即就决定要好好会一会这个著名的人物。
宴会上，唐生明施展开玩太极的手段，和李士群“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第二天，李士群就以“还席”的名义请唐生明吃饭。宴会上他旁敲侧击，唐生明一口咬定自己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只说自己到上海只是来住家的。李士群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他整天抽出时间陪唐生明吃喝玩乐。他想尽办法来套唐生明的话，还想把唐生明灌醉了套出真话。唐生明将计就计，假装醉酒，语无伦次，尽说假话，李士群奸计再次落空。
李士群仍不放弃。不久，他趁和唐生明独处之机对唐生明说：“你的情况我都清楚了，不过希望你能和我成为好朋友，在工作上多帮助我。”唐生明看出他在耍诈，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故意装作听不懂，把话题引到别的方面去了。
就这样过了四五天，李士群仍然搞不清唐生明此行真实目的，汪精卫便亲自出马了。他让李士群转告唐生明，叫唐生明到南京去见他。唐生明装出很为难的样子，不愿意去，还故意摆明自己的态度，自己是来住家的，不想再介入政治，见汪精卫不大方便。李士群好说歹说，劝了两天，唐生明才答应去见见“老朋友”。
第二天汪精卫就下帖请唐生明夫妇吃饭。汪精卫也曾做过黄埔军校党代表，他端出老师的架子，亲切回顾了他与唐生智、唐生明的亲密友谊。李士群见汪精卫一口一个“季澧”，一口一个“孟潇”，对唐生明愈发殷勤。
叙完“亲密友谊”之后，汪精卫又开始劝唐生明出任伪职。唐生明坚持“住家”的想法。汪精卫便没有继续谈下去，叫他在上海好好休息，以后再作商议。他打电话给周佛海，叫周在上海为唐生明准备房子，还送给唐生明一辆新式轿车。
晚上吃饭，汪精卫多饮了几杯，带着几分笑意来到唐生明面前，说：“我得到消息，你和戴笠关系好得很，你是来杀我的吧？”
唐生明一听这话，有些紧张，慌不择言：“杀鸡焉用牛刀！我是个不怕死的人，我把全家都带过来了，我怎么会做这种事。”看到气氛僵了，李士群站出来帮他打圆场。他说：“唐生明的情况我已经了解清楚了，唐生明决不会是那种人，更不会干那种事。”唐生明冷笑一声说：“我是跟戴笠很要好，但是我绝对不会加入军统，也绝不会为他工作。像我这种人，什么都不想干，哪会去做什么特务。”汪精卫这才恢复正常，笑着说：“我们关系非同一般，我信得过你，你绝不会暗算我，是不是这样？”唐生明连忙说：“那还用说！”
一场突起的风波，就在这笑声和干杯声中过去了。临走时，汪精卫紧紧握住唐生明的手，叫他以后常来和他谈谈，他随时欢迎。
但是实际上，当唐生明回到住处时已经是浑身汗湿。因为他此次就是在戴笠绵里藏针的威逼利诱下，才答应来做策反汪派分子的工作。一直以来，他跟各方面关系都不错，就是不想要被一方拉拢，破坏了自己的“中立”位置，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被卷入旋涡。可是戴笠这一招，就是逼自己就范。为了自保，他给戴笠发去消息，要他想办法证明自己已经和重庆方面脱离关系。
为了让汪伪对唐生明真正放心，重庆zhengfu来了一个假戏真做。借用唐生智名义，从10月10日起，在重庆《中央日报》等大报头版，连续10天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启事”。启事内容是：“四弟生明，平时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突然离湘，潜走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委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zhengfu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国民党也明令发表对唐生明的“通缉令”，连续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声明和“通缉令”进一步清除了汪伪大小汉奸对他的怀疑。
在这个时期，唐生明和周佛海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周佛海原本是gongchandang，1924年脱党加入国民党。他是汪伪的第三号人物，官职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任财政部长、税警总团总团长。随着大家对唐生明的怀疑减轻，他在汪精卫面前越来越吃香，周佛海自然也是主动示好，经常约他一起吃饭闲聊。唐生明发现周佛海时常很苦恼，因为他的母亲、继母、岳父、妹妹都在湖南老家，周想派人把他们接过来，又怕重庆方面有所行动。唐生明见此情况，便秘密发报给戴笠，建议拉周的最好办法就是从他的家人入手。戴笠随即派人在湘潭和沅陵等处找到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把他们软禁在贵州息烽。
1941年夏，周佛海接到了湖南亲友来信，得知家人被捕，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感到很难过。消息传出后，很多新闻媒体的记者前来采访，周佛海明知是戴笠干的，故意说：“我不相信这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他们不久便可脱险。”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不愿意公开与重庆方面为敌，他还对重庆zhengfu抱有很大希望。
唐生明时常跑去安慰他，周佛海对他毫不隐瞒，说自己非常担心老母。周的老婆杨淑惠也告诉他，周很孝顺他母亲，现在着急得很，可是没有办法，很苦闷。唐生明立即建议重庆方面趁热打铁，软硬兼施，逼周反正。戴笠心领神会，立即叫周的岳父出面写信，在信中转述他母亲的话，要做“忠臣”，不能给周家的祖先和子孙丢脸。1942年以后，戴笠便与周佛海称兄道弟地通起信来，唐生明时常根据周佛海的情况给戴笠一些建议。时机成熟之后，唐生明大胆地建议戴笠派人在周佛海身边工作，戴笠就派了军统特务彭寿充当信使。
1944年冬天，周母在息烽患病，戴笠连忙派人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去医治，医治无效。周母去世后，戴笠又为她当孝子，披麻戴孝，代替周守灵哭灵。戴笠把这些照片寄给了周，周十分感动，从此死心塌地地效忠重庆zhengfu。
唐生明拉拢的大小汉奸不止周佛海一人。他还拉拢了汪伪陆军部长、湖北省长叶蓬、汪伪海军部长、第一陆军总司令及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任道援等人，协助戴笠拉拢了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经其手“反正”的小汉奸更是不计其数。汪派分子分崩离析，渐渐走向了末路。而李士群的死，更是给了亲日派致命的一击。
3．牛肉饼夺人性命
李士群由于权势膨胀，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日本主子俯首帖耳，甚至争夺日军在沦陷区的战略物资——粮食和棉花，这引起日方极大不满。1942年，周佛海、丁默邨等汉奸头目为了留条后路，先后与重庆联系，请求自首，重庆方面则以剪除李士群为条件，考察他们的诚意。而这正中周佛海的下怀，于是以周佛海为首，组成了ansha李士群的组织。
唐生明考虑了很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日寇与他的矛盾去杀他。这样后遗症最少，李士群的人不敢把日本人怎么样，也不会怀疑到重庆方面和已经“归顺”重庆的大汉奸头上。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杀鸡儆猴，让死心塌地跟着日本鬼子干的汉奸看到走狗的下场。以后再拉他们就方便了。周佛海跟唐生明一拍即合，决定利用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中佐去干掉李士群。
周佛海的副手汪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与冈村关系很好。冈村一直对李士群很不满，认为他野心勃勃，对宪兵队不敬。这天熊剑东又装作无意地对冈村说：“前两天李士群又在跟人说你是一介武夫，没什么能耐。这个人一贯飞扬跋扈，我看了他就不舒服。”
冈村一听这话，立刻跳起来，拔起军刀骂道：“八格牙鲁，老子找他拼命，让他看看跟老子作对是什么下场！”
熊剑东连忙拦住他：“冈村先生你可千万要忍耐。李士群负责汪伪特工组织多年，日军总部很信任他。和他作对，你会受处分的。你千万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
熊剑东越这样说，冈村越冒火，他说：“可恶，我非要让他知道，跟日本人作对是什么下场！”
熊剑东这时才说：“冈村先生，你如果这么莽撞地杀了他，日本方面一定会责备你。不如找一种发作慢，又可靠的毒品，下在他的饭菜里。不但能够解决你的心头大患，还能帮你洗清嫌疑。你看怎么样？”
头脑简单的冈村大喜，连声说好，又问熊剑东：“你说的这种毒药哪里有？”
熊剑东立刻回答：“我明天就替您弄来。”
李士群接到冈村请吃饭的邀请，心里就知道不好。但他又不敢公然得罪日本宪兵队的头子，只好硬着头皮赴约。临行前，他跟翻译约定好不吃冈村家的东西，连烟都抽自己的，还派几个保镖在附近等候，一超过约定时间没有看到暗号，就冲进去救他。
李士群步履局促地走进冈村的房间，却看见冈村和熊剑东都是一副笑脸盈盈的模样。冈村主动跟李士群握手说：“李先生，过去的一切都是误会，我向你道歉。”
李士群感到惊讶，又听熊剑东说：“冈村先生听到李先生的一些事迹，心生敬佩，想要冰释前嫌，希望李先生能够大人不计小人过。”
李士群久在政坛混，他自然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应该顺着台阶下。他说：“不敢不敢，我以后还要仰仗冈村先生和你的宪兵队呢。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
熊剑东吞吞吐吐地说：“这样说来，倒真有点麻烦呢。冈村先生的宪兵队需要新招一些人手，这个经费上有所不足。”
李士群一听放心了下来，他以为是冈村有事相求，才假装演了这出戏。于是他也就说：“这个包在我身上，明天我派人送两万元经费来，不够的话，你们再跟我说。”
话一说开，现场的气氛就融洽了起来。李士群逐渐解除了戒心，把身上的枪也卸下来。但是他还是很注意，凡属同一容器中取出的食品饮料，供四人共同食用的食品，他才品尝，否则，他总是借故婉谢，不饮不食。
就在这时，冈村婀娜多姿的妻子端上了最后一道主菜，这是一碟牛肉饼，为了保持牛肉饼的热度和香味，连同平底锅一起端了出来，放在旁边的矮桌上。然后将碟子送到李士群面前，请李品尝。
李见只有一碟，不放心，不动声色地把饼推到冈村面前说：“这里您最尊贵，理应您先请用餐。”
冈村忙说：“使不得，你到我家里来，你是客人，是最尊贵的。应当由你先享用。”
两人正在推辞，日本女人又用盘子端来三碟，分别放在其他人面前。冈村解释道：“我们日本人以单数为尊，所以菜也分成一、三之数，分两次上桌。”
李士群本来就知道这一风俗，再看三个人都狼吞虎咽吃了起来，自己再推辞，总显得太有疑心。他便拿起筷子吃了一小口，未觉得异样。吃了三分之一后，就推说饱了。
李士群稍坐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冈村这个时候突然聪明了，就拿出几件很有争议的问题来讨论，拖延到半夜。李到家后立即洗胃灌肠，但是没有什么不适。第二天正巧徐来也去苏州，在车厢里遇到他。他多次请徐来到他的包厢里休息，仍然有说有笑。但是当晚，李士群突然感到不适，周身大量出汗，连续发高烧。当医生请来时，血管已硬化，连针头也无法插入。
原来李士群的那碟牛肉饼中下的毒，是日本军方新研制的阿米巴菌。这阿米巴菌是以患霍乱的老鼠拉出来的屎培养出来的细菌，只要吃进一个，一分钟就繁殖一倍，在繁殖期间没有任何特征和感觉，直到36个小时后，培植已经到达一个饱和点，便突然爆发，症状是上吐下泻，完全是一种霍乱症状。到了这个地步，便是无医可救。因为细菌在人体内破坏白血球，使人体内部的水分，通过排泄损失殆尽，所以死后的尸体往往缩小得会像猴子那般大小。
作恶多端的李士群最后就以惨不忍睹的形状告别人世。死前除了叶吉卿，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看他。9月9日下午5时，李士群终于毙命。
4．一命呜呼闹纷纷
这时，苏州城里传说日本人杀死了他们自己忠实走狗的消息，已是家喻户晓了。日本宪兵队也听到了这些传闻，生怕引起其他不良反应，于是，由日军驻苏的宪兵队队长又表演了一出狰狞毕露的“城下之盟”。
在李士群下葬不久，有一个晚上，苏州的日本宪兵队长派几个宪兵，通知“76号”在苏州的几个特务头子，如傅也文、胡均衡等，以及伪江苏省zhengfu的各厅、处、局长，到李家开会，见人到齐了，队长叫宪兵把住了李家的大门，不准人出，也不准人进，把这些人连同叶吉卿，一起聚集在大厅里，然后他说：
“对李先生的死，我们都是非常哀痛的，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你们竟在李死后放出一个恶毒的谣言，说李士群之死，是我们日本宪兵毒死的，这绝对是造谣。我们日本宪兵队是代表日本天皇执行宪兵任务的，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们的谣言，不仅是对我们日本宪兵的最大诬蔑，也是对我们大日本天皇的不敬，这是不能容忍的！现在，经过我们宪兵的调查，已经得到两个线索，杀害李士群的人就是你（他手指叶吉卿）和储麟荪。”
屋子里一片寂静，人们将目光“刷”地一下子集中在叶吉卿身上。叶吉卿先是一惊，然后呜呜地哭着说：“这是你瞎说。”
日本宪兵队长毫不含糊，继续讲下去：
“据我的宪兵调查，你和储通奸有日，因怕李士群发现，丢了性命，就串通一气，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把他给毒死了。”
叶吉卿像是当众被人扒光了一样，羞得满面通红，真恨不能找个缝儿钻进去，省得在这里受这份罪。她恨日本人无情，把丈夫害死，反而恶人先告状，她恨自己不检点，明知凶手所在，却不敢深究。她真是百感交集，都汇成了泪水流了出来。
一看制服了叶吉卿，日本宪兵队长也不再深究下去，又谈起了第二条线索。他说，他们怀疑吴四宝的老婆余爱珍可能是sharen凶手。他的话让在座的想起来去年吴四宝之死。吴四宝是被李士群下毒杀死的，当时的毒是从日本人那里拿来的，李是迫于日本人逼使，才对吴下手的，而如今日本人又毒死了李士群，真有点冥冥之中一报还一报的报应。日本宪兵队长歪曲为吴四宝老婆的报复，一方面挑拨离间，另一方面也有转移视线之含义。因此在座的人，也没有什么话好讲了。
日本宪兵队长见状，继续趁热打铁地对众人说：
“假使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死的谣言不止的话，我们就要拿这两条线索来辟谣，我们先把你这三个人逮捕起来，进行侦查，以期事实大白于天下。”
他顿了一顿，说：
“不过这样一来，不仅李士群与你们三人大现其丑，对南京zhengfu的面子上，也不好看。我们大家都知道，李先生确实是因病而死，日本宪兵队也不愿将此事扩大，但是前提就是要停止对我们的诬蔑，同时，要写下书面结论：李先生确是因病死亡，别无他故，要大家签字。我们和李先生生前也是好友，在他死后，为了顾全他的名字，对他家属的错误，也可以原谅。”
一提到签字，这些日本人的奴才，都像鼠儿遇见猫儿，骨头都吓软了，一个比一个快地拿起了笔，仿佛怕慢了要挨弹子儿似的。叶吉卿虽然不甘心，但既有把柄在人家手中，她又如何能不低头？因此在那张纸上签了字。
随着李士群的一命呜呼，他身后的事和他的继承人之事，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李士群死时年仅38岁，在这个年纪，不会有人去想下一任接班人的问题。谁知飞来横祸，李士群头上的显赫的头衔伪江苏省zhengfu主席、伪调查统计部长、伪特工总部主任，一时成了人们望眼欲穿的东西了。特别是伪特工总部主任这个实权，一开始就有人在盯着不放。
李士群生前自居老大，其他头头在他手下，几乎是一字并肩，所以李士群一死，“76号”这个根本基础，成了谁都好做，谁也没资格做的局面。
在一些跃跃欲试的人当中，“76号”特工部主任办公室书记兼机要处处长傅也文，就职务关系而论，似乎更具资格继承李士群衣钵。他在灵前召开了一次继位大会，要求选出继任者。参加会议的有万里浪、杨杰、胡均鹤、夏仲明、黄敬斋等以及叶吉卿。这些特务头子，各怀鬼胎，只希望别人提自己的名，而不愿意推举别人。最后，他们一致看好了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让他一人兼三职。因为陈与李士群是生前好友，为人忠厚，使这些特务觉得可以利用他做自己的事。陈春圃知道这个泥坑的深浅，向汪曼云表示力辞。
傅也文一看，第一炮没点着，非常心急，情急之下想起了李士群的未亡人叶吉卿。叶吉卿实际上一直是“76号”的半个当家人，从人事任命，到财政收支，无所不涉于其间，见有人提她，遂欣然表示从命，别人看在李士群的份上，也都接受下来。但她只能作为伪特工总部主任的候选人，其他各职，因这群草包中无人胜任，只好忍痛割爱，拱手送人了。
灵前会议后，一些人开始反悔当初的决定。于是以傅也文一伙，上京请求汪精卫准予通过。而以万里浪为首的一伙，也面见汪精卫，表示决不同意。
汪精卫本来就不能主持任何一方的事儿，无论是汉奸，还是日本人。“76号”是日本人的恩赐物，它的归属，当然还是日本人说了算。“梅机关”见上来的名单中又是与李士群有关的人，非常来气，恨这群奴才不长眉眼，像刚丢的一个包袱又被人捡回来一样，很是厌恶，于是坚决反对。
最后，由最高军事顾问松井出面，对“76号”进行了全面改组：撤销伪军事委员会调查局，改为“政治部”，以“参谋次长”亲日派的台湾人黄自强为“部长”。下设“政治保卫局”，以代替特工总部，以万里浪为“局长”。“保卫局”分为第一局和第二局，在这两局下设众多分局，组织相当复杂。从此汪伪特务明显地分成了两派。
汪精卫死后，陈公博继任伪zhengfu主席与伪行政院长，苦于自己没实力，不能抵制周佛海的攻势，遂对特工加以利用，撤销“政治部”改为“政治保卫总监部”，自兼“总监”，以丁默邨、周学昌为“副总监”。丁默邨得以重新归队，不能不说是从李士群死的上面得到的好处。后来“第一局”迁往杭州，上海“76号”又变成了“第一局”的上海“分局”，局长罗梦芗、林焕之，都是老牌军统特务，从此“76号”成为汪伪的军统特务的地盘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6号”连同其他的特务机构，被一起扫入历史的垃圾中去了。李士群和李士群“王朝”就这样永远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