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甲午山东战场这段历史，象闯进了一个纷乱的“闹市”。不是迷雾，这里看倒能看得清，却让人头晕目眩。
各种行动，各种线索，交织在一起，就如一团乱麻。
这团乱麻之中，还纠缠着各种的矛盾。
山东省守卫的情况，本来海防、陆防便各归一家——海防，归北洋，而陆防，则归于山东巡抚兼提督。这是乱象之一，两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各种纠葛。
而在海防上，陆海军——舰队和岸防守军，也就是北洋内部，也产生了激烈的争执。这就是乱象之二。
于是，在大清的国土上，朝廷中枢——北洋，朝廷——山东，北洋——山东……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场。
要理清头绪，找到一条清晰的线条，说清甲午山东的战场，准确发现失败的原因，这个过程用轻松点的词语概括，也只能说是颇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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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我发现，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源自一个问题——北洋舰队的战略，何去何从？
而问题的核心，又在于——如何保住舰队？
就是围绕这个来选择，所有的战守问题才陷入了一个无解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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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为保舰之需。
其实，这个舰队的存在于威海，才成了海陆军共同背负的大“包袱”。如若没有舰队，要威海港干啥？
岸防炮台可以独自承担港口防卫，抗击敌舰队。甚至如果没有了北洋舰队，日本舰队都不会来攻，如旅顺。即使来攻，如果不敌，放弃即可。
没有港口所累，陆军可以进退自如，放手前出迎击登陆之敌。
如果抗登陆失败，陆军可迅速后撤，退守胶东半岛山地，还有扼守山东半岛的咽喉，制止日军深入内地，争取时间待援。
事情的发展，果然到了这个结局——
威海失守，舰队覆亡，清军陆军最终还是退守到了胶莱这个险要的地方。
为了这个决策，李秉衡还再次背上了一个千古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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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无解的循环就是：
为保船，船不能离港出海作战而必须依托港口。于是便必须力保港口。
为保港口，必须加强海防炮台。炮台一日不可无兵，必须原地死守，不能出去。
炮台不出兵，则陆路其它地方必须依靠山东地面兵力独立负担。
而山东兵力，本身就根本无力处处设防；舰队待在港里，单靠山东地面兵力无法完成反登陆作战。
到此为止。
我们可以开始反推，日军登陆——陆路失守——炮台不保——海港落入敌手，然后，就是不可避免的——舰队覆亡。
无解的选择，走向无望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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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山东战场的实际，也是导致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正应了那句话——在展开之初就已犯下的战略性错误，是无法在战役中加以改变的。
这决不是仅仅如多数史书上所归结的那样：山东战场失败，就是败在北洋与山东军之间的派系之争、相互分裂，还有北洋内部的矛盾内讧。
不可否认这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但那些在具体谋划和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只是让那个战略失误更加迅速、更加拙劣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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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各战场都一直存在类似的问题，以为在中央的统一调配下，各系统能够通力合作，足以战胜敌人。
而等败了的时候，也顺理成章地把问题和原因统统归结到前敌“不够通力合作”上。
实际上，前边说过，这种落后得近乎原始的指挥体制，负作用远远大于正面作用。
最致命的，是它的指挥、控制能力欠缺。它在筹划组织上，根本不能满足军事行动所需的最为宝贵的精确、精准、精细。
在前线最需要最高层决定的战略目标上，大清恰恰没有定准，而是从开始便陷入了模糊和分裂。
那个把山东全部束缚住的“保全舰队”目标，或者具体说“保全铁甲舰”，就是大清中枢给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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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朝廷中枢都处于这种迷惘的状态。根本没有见到军机处那帮老爷们拿出一个完整准确的估价，一个通盘整体的考虑，有的只是在被动应付。
实际上，大清得到日本进军山东的消息并不晚。毕竟还有些朋友同情大清，从不同的渠道加以提醒，不定时地透露一些有用的消息。
1月9日，李鸿章接到来自伦敦驻英公使的一封来电，因此捕捉到了警报，综合判断日军即将有动作，急忙报告，“风闻日本不肯停战。日本派兵已赴山东各口侦探，如有可以上岸之处，即将陆军渡上。”[《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但大清朝廷的第一反应，不是庆幸早知道，不是冷静，而是大吃一惊，继而引起了极大恐慌。
恐慌的是朝廷近畿的安全。
恐慌的是铁甲舰的安危。
对朝廷来讲，北洋已经是支撑战局，更是支撑他们信心的重要支柱。
就没仔细地，好好地研究研究，小鬼子这次来，到底是作何打算？
身为北洋统帅的李鸿章也未必能拿得准，日本人的真实意图，战略目标在哪，准备打多大。
但他不用想也知道，威海必然遭劫，北洋舰队必定危殆。李鸿章第一想到的，也是铁甲舰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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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最有心理准备的，我认为当是另一个悲剧人物丁汝昌。
虽然在旅顺危急之时，他带舰队匆匆脱离险境，但却不可能置身于战火之外。旅顺陷落，北洋暂时避免了覆亡，但接下来辽东的局势，并没有将日本人赶下海去，或者拖入泥潭。丁汝昌明白，生死一决避无可避。
所以，即使有传闻日军下步将直扑山海关，丁汝昌鼓励官兵，日寇想拿下山海关，绝没那么容易，“倭赴榆关，料不易逞志”，仍告诫舰队官兵，“铤而走险是其惯习，宜更防其回扑我境也。”特别指明要提高警惕，预防敌人玩弄“声东击西”的诡计。
连日来，他极力振作，与北洋和山东将领筹措水陆战守问题。要知道，他是身上背着纷飞的弹劾，头上顶着“革职拿问”的处分的，理论上讲，他已经连官都不是了。
这次，日军动向果然不出他所料。敌人水陆大军进逼，北洋舰队的处境他也十分清楚。
然而，实情却让他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
还是保船的问题。身为舰队指挥官，他一直在如何保船、又如何击敌上，艰难地判断、小心地选择行动。现在，朝廷希望保船，钦差刘坤一特地到天津，与北洋的主帅李鸿章交待，要以保船为要。这已经成为他所有行动的首要出发点。
为此，有些矛盾便无可避免了。
他甚至还要背上一项坚匿不出的骂名。同时，忍受着敌舰在家门口登陆却不出击的耻辱，还有坐视日军肆虐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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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威海、保舰队”这个保守的目标之下，山东军事力量的体系动转上，不能不受制于这一关键的制约因素，也增加了协调上的复杂。
对，复杂，思来想去，我觉得只有这个中性一点的词来形容比较恰当。
威海，直属北洋。
周边威海烟台一片，还有一个东海关道，体系上，也属北洋大臣。
威海港的北洋舰队，岸上炮台的守军，均为北洋系统，有的就出于淮军直系。
除去以上，其他的行政区，还有防军各镇，均属山东巡抚。
那么，山东省的驻军就是北洋威海基地赖以生存的拱卫部队，也是海军对决时的直接后援。
随着形势的日渐吃紧，从日本军队的部署，以及从大清和北洋的策略，都决定了此战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威海后路安全，在于陆上能否守住。
所以，此时北洋大臣与山东巡抚，抚军与北洋将领之间，能否配合默契，对于战守的成败利钝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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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山东巡抚福润与李鸿章相处还算容洽，商量事情也比较顺利。福润本人也积极备战，招兵买马，东省驻军得到了一定的加强。
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山东半岛局势日渐紧张之时，矛盾便更加突出出来。
尤其是此时，李秉衡上任，同时也是带着一串成见（包括后人猜测的部分）来的，阵势大不一样。一手抓防务，一手抓弹劾北洋，还负责起抓北洋逃将，吓得龚照玙在烟台不敢上岸、卫汝成上岸后赶紧化妆改扮。
这就是前文第二十章第四节所讲，李巡抚主动掺合进清流与淮系北洋的斗争，被研究者铁定划进“圈”来的那些事。
这是相当悲剧的事。
实际上，说清流与北洋的“战场”由朝廷打到了山东战场，仔细看有点夸大，而且还不够准确和深刻。
但这些事情，造成巡抚与北洋之间的隔阂，甚至出现裂痕，对山东战场的负面影响，却无论如何不能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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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1月1日，还被自己弹劾过“避至威海，以为藏身之固”的北洋舰队，真的是净琢磨着躲在港里保船了，不知道李巡抚又生出什么新的感慨。
军舰不出，击敌于海上或击敌于半渡的机会没了，大清陆军只能面对漫长的海岸线，去独自应付一场来自海上的登陆。
不过，从此时起的记载来看，这位山东巡抚反而缓和了“弹奏”。
或许，李大人虽然激愤和痛恨北洋将领，但北洋舰队毕竟是大清的支柱。山东地面的防御，重心向沿海转移，这是无法推脱的。丢城失地，毕竟还是山东的事。
大敌当前，更或者有更急切的事情，需要巡抚去办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