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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的新房最终只盖了一层。

他没再向我借钱，自己退掉原来的大窗和瓷砖，白天上班，晚上跟着师傅运料。

预算从十七万六压到十一万，他第一次知道，一张材料单上的每个数字都要有人承担。

封顶那天，他给我发来一张照片。

屋檐铺的是新瓦，整整齐齐，没有从老屋上揭走一片。

“姐，我以前总觉得你能挣钱，多出一点没关系。现在我自己还材料款，才知道六万六不是一句以后还你。”

我回了一个“知道了”。

这是我离开后，第一次回应他。

春桃也搬回了婆家，却没再举行送瓦礼。

她和丈夫重新商量租房费用，各出一半。

婆家不肯把她当需要供着的孩子，她起初闹过几次，发现没人替她收拾局面后，开始到镇上的糕点铺上班。

妈没有再冲过去替她争。

她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春桃埋怨她以前把什么都包办了，以至于自己结婚后连水电费怎么交都不知道。

电话里安静片刻，妈低声说：“我总觉得护着她就是对她好。”

“你也护了她本该承担的责任。”

“那你呢？”

我没有回答。

她护住妹妹时，用的是我的房间、时间和钱。

她不是没能力爱孩子，只是在一次次选择里，认定我不需要。

这比不会爱更伤人。

入冬后，我和贺川开始收拾迁户后的旧院。

房子不大，院墙有些斑驳。贺川负责修水管，我负责量橱柜，唐梨每个周末过来蹭饭，顺便把自己的要求写在墙上。

“客房必须留插座，床不能太硬。还有，我交仓储费的二十九片瓦什么时候搬走？”

我看向堆在墙边的筐。

碎掉的那片一直放在最底下，两半断口已经落满灰。

搬出来那天，我舍不得扔，仿佛留下它，就能证明我也曾等过一份送瓦礼。

如今再看，它只是一片坏掉的旧瓦。

院里原有一座小棚，顶上的石棉板已经开裂。贺川问我要不要换成彩钢，我摇头，将筐拖过去。

“用这些。”

二十九片瓦不够铺满整座棚，我们便缩短檩条，改成一处只够放两把椅子的廊檐。

唐梨递瓦，贺川铺设，我站在梯子下核对位置。

没人问这些瓦是不是娘家给的，也没人替它们编一个圆满的来历。

铺到最后，屋檐正中缺了一片。

我拿出那两半碎瓦比了比，尺寸不合适。

“去旧料场再买一片吧。”贺川说。

我点头，将碎瓦放到院墙边，没有硬塞进去。

有些缺口不必假装完整。

第二天，妈发来消息，说她手里有一片老屋瓦，年份和颜色都一样，问我需不需要。

这一次，她没有说送我，也没有让我回家取。

她只问，需要吗。

我看着廊檐空下来的位置，回了一个字。

“要。”